Archive for the ‘书评’ Category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裁缝老师曾经说过,好的研究会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感觉。这种感觉,我也就在看裁缝那本《在商言商》的研究时有过,之后就甚少有了。一方面,也是因为阅读量不够,在没有文献背景下,对一些研究的确没法讨论;另一方面,我觉得很多论文要么“就事论事”,要么就是理论套个案,没有很好地融合起来。然而,最近,吴飞的《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却让我回想起这句话。对这本书的兴趣最初是来自看吴飞的《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他提出的一些命题和解释一下子吸引了我。
    而导致我下定决心翻看这本书的直接原因,就是上两个月我朋友自杀的事情。这件事对我的震动不可谓不小,自认还算是读书人的我,在心情平复一些后就一直希望能从书中得到些许解答。于是,我先翻看了某位师兄的《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 1927——1937》,原以为,师兄这本书多少是讲城市女性自杀的,应该会比吴飞研究农村妇女更为符合我的要求(虽然时段是民国的),但是,我最终却从吴飞的书里得到了某种让我信服的解释。所以,我更愿意将后者推荐给所有曾经想要自杀,自杀未遂或者有亲友自杀的人们,无论对象是研究者还是普通人,我都想让他们看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在我看来,说出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话,影响了我对家庭生活的看法。所以,这本书,还同时推荐给那些将要成家、已经成家和一切正在“过日子”的人。
 
     其实,在师兄的那个研究中已经提到了吴飞所要探讨的核心概念“权力博弈和道德资本”。但是这个结论的得出非常的突兀,没有给我一种顺气自然的论证,而是很突然的就“建构”出来了。所以,我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研究的最终结论是用理论套个案,好吧。。。我承认,我就是喜欢吴飞那个研究哇~~~~~~~~当然,师兄提到的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城市女性自杀不是基于五四“压迫-反抗”话语,而是“爱情神话”和“父权文化”的牺牲品。。。和今天的城市女性自杀貌似也没啥大区别哇。。。
   
     吴飞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秩序的委屈和公正? (p.10)开篇对于冤枉自杀和委屈自杀的分析非常地精彩,并引出他自己做田野之后的思考:“中国的自杀问题首先和正义有关,这种正义体现在复杂的家庭政治中”(P.19)。他在书中多次使用探讨的概念并不是“傍理论大款”,而是来自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过日子”、“人格”、“做人”“委屈”等等,他正是要从这些平常的词中理解农村妇女自杀的意义何在。
     我个人特别喜欢他的第二部分“家之礼”的分析。其实,家庭问题导致的妇女自杀在师兄的那个研究中也有分析,他也通过对当时女性自杀个案的研究,提出今天看来也很有现实意义的建议——“在家庭中,‘性别之间’和‘性别内部’真正的解放和平等必须建立在‘权利’的分享上,而非在控制对方的‘权力’上”(P226)。他更倾向从“权力运作”和“社会性别建构”这样的角度来谈论妇女自杀。吴飞则将家庭问题作为整个研究的核心(尽管两人也都有章节涉及社会问题导致的自杀),进一步分析为何家庭问题会导致自杀,他在后面的研究中还提到了人格和国家法义(参见第三部分“人之宜”和第四部分“国之法”),但是我觉得这两个部分也仍然没有离开“家庭”问题牵涉在一起。两人都使用了黄国光的“power game”来分析(师兄译作“权力博弈”;吴飞译作“权力游戏”,黄本人译作后者,我觉得应该没啥差别吧?)和“道德资本”的概念。但是,在师兄那里,仅仅作为结论出现的这两个概念却是作为吴飞贯穿整本书的核心分析工具。吴飞还谈到了家庭中“亲密关系”和这两者的关系。就是关键词出现太多,让我有时候有点晕。。。好吧。。。我承认我是反应慢,理解能力差的金牛座。。。(我又把个人原因归结到星座了。。。。囧囧)。家庭中的“亲密关系”是把“双刃剑”,即能化解家庭矛盾,又能激化家庭矛盾。亲密关系同时成为权力游戏的道德资本。每个家庭成员都会参与到家庭的权力游戏的角逐之中,以此累计自己的道德资本。然而,一旦开始权力游戏就会达到不可预期的结果。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对方可以听自己的(俺的大白话翻译),但是,输赢并不是家庭生活的最终目的。吴飞在这章中要告诉我们,“礼义就是靠礼实现正义,建立在情感基础上, 并且以和睦过日子为基本目的,依靠道德资本,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游戏,使人们各得其所,达到权力平衡和相互尊重”——“缘情成礼,因礼成义”。   我特别佩服他从最最朴实,看起来不起眼的也不会被重视的个案中发现了中国的自杀和国外自杀的区别,或者说是看到了中国式自杀的某种意义所在。唠嗑是多么的重要啊~~~这是仅仅依靠档案和新闻文本的历史学家无法达到的意义
 
   在上周三上徐老师的课时,讨论了涂尔干的《自杀论》。根据课上作报告的同学说,涂先人的这个自杀研究反映了其对社会团结和整合的一贯理论兴趣,而且也算是实证主义的先锋人物了。实证主义(不等于经验主义,即知识的来源是经验),据徐老师的理解就是假定最终是可以发现“真实”,只是手段上需要“科学”。所以,涂先人排斥之前用心理学的那套东西来研究自杀,而是将这个看似主观的行为更客观化,也即量化地表现出来了。他用“自杀率”这样的“集体”倾向的字眼作为研究和分析工具。
    反对涂先人的韦先人提出:“除数字以外的研究有否意义,理解如何可能”(老师原话),格尔茨继续朝着这个方向,提出了“浓描”(老师说,“浓描”味道更浓。。。囧囧,老师啊,你是不是晚饭没吃饱啊。。。。)。吴飞显然也是“追求意义的价值”:“如果只把目光集中在表面的自杀率上,以为只要自杀率降低就已经大功告成,那是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不负责任的说法”。(P.273) 希望这种研究能多一些吧。
 
=====================大白话、突发奇想和胡思乱想兼吐槽的分割线,请自动忽略==============================
  • 为毛我觉得吴飞去做“老娘舅”应该蛮适合的捏?
  • 为毛我觉得这些书扒掉学术话语之后,那些案例单独看来那么八卦那么。。。。请参见师兄那个民国女性自杀研究中的“四脚恋爱”。。。。所谓一女N男现象原来民国就有了。。。我土了,我凹凸曼了。。。
  • 唠嗑是门很高深的学问
  • 其实我本来想给这篇博起个名字叫“发现文本的力量”,嗷嗷嗷,我觉得我越来越标题党了。。。。要改要改啊~~
  • 师兄啊。。。其实你不用专门用一章解释CN的。。。大家都懂的。。。。这毕竟是史学论文,不是走进科学。。。
  • 所谓“上海史研究的基础”,潜台词就是“在上海读书当然做上海研究啦,至少去上档比去二档近多了。。。天时地利人和啊~!”(我自己YY的)
  • 师兄啊,你的文献没有批评啊。。。尤其是家庭问题那章的结论啥的。。。和吴飞的很像啊。。。就算你看的是人家没翻译的博士论文,你也好歹要说下自己和他的区别吧。而且最后287页的批评,我觉得你没有理解人家全书要表达的意思啊。
  • 其实。。。我真不是相比较两者的。。。真不是。。。真不是。。。
  
    
    

定居

在早期人类学研究中,学者比较倾向研究那种可以被诸如领土、语言或者文化明确界定的特殊群体,例如本文中的努尔人(Nuer)。然而,这些早期研究都将被研究的群体置于一个相对封闭和静止的桃花源中;本文作者Dianna Shandy则关注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努尔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特别是当他们作为难民移居到美国以后,对于陌生的新环境,他们是如何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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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AKA的灵魂

19050年代的北印度某个村庄中发生了一起“鬼上身”的事情。一只名叫“Taraka”的鬼魂附身在一名正处于新婚期的“Sita”的女子身上,导致这名女子发冷、颤抖、呻吟并且呼吸困难,最终使被上身者进入一种半梦半醒、神志不清的恍惚状态,甚至发出了不属于自己的声音。而被害者的亲人则采取各种措施驱赶这个“鬼魂”。首先,她们确认了附身在Sita身上的鬼魂是Sita幼时的玩伴Taraka,之后,他们找来了驱魔人驱赶这个鬼魂.然而这场治疗并没有根治Sita的症状, 根据被害者的叙述,她在20年后仍然会发生类似情况,而她开依靠现代医学去治疗分析自己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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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纱和缠足

面纱已经成为穆斯林妇女的一个“象征”。虽然在不知者的眼中,面纱带有几分古怪神秘的色彩,甚至被认为是中东妇女活在“男女不平等”下的罪恶的标志;但是,这种传统缘何深植于中东和西亚的穆斯林社会,甚而在今日全球化进程中有“卷土重来”之势呢?Elizabeth Fernea and Robert Fernea的文章告诉读者,面纱的文化含义是及其丰富的,我们必须尝试从伊斯兰文化的立场来理解面纱“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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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卫生”与“提供卫生”

      虽然罗芙芸女士的书让我对她所谓的“卫生的现代性”很不以为然——不就是政府介入和知识传播吗,用不着套上那么大,那么时髦的“现代性”吧。。。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她对天津地方卫生文献的某些把握是很到位的,例如第八章中讲到了“谈卫生”与“提供卫生”。尽管,罗女士并没有对“谈卫生”持有批评的态度,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真是恨不得紧握罗女士的手说一句,“说得好啊!”

     政府做事到底是扯淡多一点,还是卖力多一点。。。恐怕身处“河蟹社会”的我们都比较同意前一点吧。俗话说,“说得好不如做的好”,政策谈得再多也不如实际运行效果。俗话又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庶民的智慧是强大的,否则哪里来斯波特的《弱者的武器》。

     所以,彭同学的研究就郁闷在,通篇看到的都是,政府想怎么样怎么样,有什么什么计划。。。。然而,实际效果却谈论甚少。我们看到的好像是政策法规汇编,而且麻烦的是,这位同学好像过多引用了志书,而且是90年代左右出版的志书。地方志办的确能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我也不否认,这些编志书的人就没有看过原始史料,可能他们比我们看到的史料更多更权威,毕竟是官方修史;可是,我们怎么能大段大段的引用呢?好歹也弄点档案什么凑上去比较好看吧。

    彭同学在第三章中确也谈到“卫生监督不力”、“流于形式”,似乎要比外国人罗女士更能抓住中国人的某些毛病。。。可是急死人的是,他。。。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带过了。。。第六章中“制度化难题”本是可以大作文章的内容,而且,如果是我写,我想我会以此为主线来叙述第六章第一小节的“有价之水”,可以使读者影响更深。

     故,我个人认为,这本书的毛病就是研究问题早已不是问题,而有问题的地方却没有好好地挖掘,殊为可惜了。不过,到底是写本国史,比之外国阿姨,读着不会有隔阂感,但是。。。这貌似也没啥值得夸奖的。

子宫家庭

Margery Wolf根据台湾的田野调查所撰写的“Uterine Families and the Women’s Community”提出了“子宫家庭”(也有不少文献译为“阴性家庭”,我倒是觉得译成子宫家庭挺抓人眼球的)这个概念。主要是指在父权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情况下,母亲通过生育孩子使得娃们对母亲的奉献有认同感,并且产生了一个“女人的社会”。

作为一种“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隐而不显的社会组织,男子在子宫家庭这个组织中是一个模棱两可、较为边缘化的角色;这个组织中更多的活动和表现依靠家庭中的女性成员的互动。媳妇对婆婆的认可,女儿对母亲的认同和学习、婆婆对媳妇的控制。。。请参考部分女性剧,应该会看到很多精彩的“互斗”,所以说,子宫家庭中存在着最高的权力地位,那就是——“多年媳妇熬成婆”啊~!

女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角色并不总是被父权所压迫的“可怜虫”。在这个研究中,女子可以通过她们的”小社区“——其实就是一起做菜烧饭,打水洗衣时的闲聊对男子的某些行为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作者强调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积极主动的一面,她们在男权社会内部的改革,不但提升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可以部分挑战男性的权威。

然而,这种改革毕竟不是“革命”,不是要挑战男权统治的合法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加强了男权的统治。例如,女人只有生了儿子才能在家中获得一定的地位,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可以想象她在这个家庭中是多么的不待见(大多数情况而言)。再者,看到网上一个BLOG的作者指出,在传统社会中,正妻的地位是很高的,妾生子往往会被他的父亲或者家长交给正妻抚养,同样的情况还可以参考后宫类小说中皇后抚养妃子的儿子,那么这种情况下,作为两个母亲的儿子的认同感就会产生问题,他可能出于实际利益和双赢的考量而选择养母这一边吧。

其实吧~我觉得这是两本书

我觉得吧,其实这本书有两条叙述主线。首先是“卫生”话语的生产,或者说就是语言/知识考古,见第一、四、五章——基本上就是有点类似思想史的做法吧,对概念的解读、比较等等,不涉及具体的事件和案例;另外一条就是“从地方史出发解释个案和研究的意义和文中所使用的学术概念”。我很难将这个研究看成是一个完整的论述,总觉得有些支离破碎。 不过,就我个人感受而言,作者到底还是从概念出发来理解地方社会,地方史只不过是作者用于验证理论概念的角度的案例而已,还是有选择性的。作者既要突出话语知识,又要突出地方经验,让我觉得有些过程和细节没有表现出来。我认为,地方史研究的成功应该是通过细节的描述揭示历史的复杂性。虽然作者也在最后一章通过共和国初期贫民卫生体验来表现共产党主流史学叙述外的历史真实,然而,作者也忽视了第七章中日租界保净科和中国挑粪夫利益之争背后更复杂的一面(P.228)。谁代表了这些挑粪夫和日租界当局谈判?也许是限于资料有限,我们无法看到这个谈判的过程。同样,在作者论述济安自来水公司时,只是提到造成的冲突,却没有重点阐述。虽然结论中叶说明天津“奇特殖民政府的复杂性”,但是读者所看到的只是浮光掠影,一笔带过,非常得笼统。如果作者能抓住卫生导致的政治冲突作为重点描述的话,应该会比顾德曼对四明公所事件的研究更为有趣,毕竟天津有八个租界,彼此之间的矛盾恐怕要比上海的法租界和华人之间的矛盾更为引人注目。在对卫生广告的研究中,我觉得广告文本是否太少了?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靠? 翻译问题: 学术著作有时候读原文比读译本要更好得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研究的奥妙。 例如就话语研究方面而言,作者很聪明的绕过了“养生”这个概念,没有过多纠缠在它和“卫生”的区别上,而是在一些零散的论述中稍微涉及了一下(可参见P.49)。然而,译者在第一章中通篇的“卫生”怎么读怎么别扭,结果,果然,在结论里发现,作者要阐述的就是20世纪前的“卫生”就等于“养生”。如果读者是一个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完全没有背景的人,那么他倒不会有我上述这些感受了。而且,就我个人体会而言,中文中的“养生”更接近“长寿”而不是“保卫生命”(如果长寿可以理解为“活得更长”进而等于“保卫生命”的话,也许也可以吧)。 再者,我觉得读者要仔细体会作者在使用“卫生”(weisheng)和“卫生的现代性”(hygienic modernity)时的细微的差别,看译本是无法体会的。我觉得在使用“weisheng”时更多倾向或指向中国色彩,而“hyginic modernity”则更倾向西方学术体共享某些默认前提。 译文不够精准的地方不少,如没有根据上下文或者文献资料将具体人名注释说明(P.15)、第265页的“美国厕所”也许译成“美国马桶”或者“洁具”会更好、第259和第250页可能是打字错误,校对也没发现。当然,不能过于苛责译者。不过,我觉得如果能将作者的“致谢”完整得翻译出来的话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研究的背景。如为什么选择了天津,据我个人猜测是和作者的研究基金有很大关系(虽然作者解释是因为天津殖民地很多);又如,为什么作者能加入日本史的研究,也许是受了作为日本史研究者的丈夫的影响。学术著作的写作绝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而不受他人影响,关键是怎么利用和消化。 整体而言,我觉得文化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很深,因为作者试图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他者来理解卫生对中国人的意义。但是,就像豆瓣上有些同学所言,这个研究真算不得“耳目一新”,卫生促使国家权力的扩张这种论述在研究建国初期的论文中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至少在这本书出版的2004年之前就有相关的中文论文已经发表了,CNKI上应该可以找出一些来。倒是将翻译史研究和地方史研究算是比较新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却并没有让整个研究看起来完整一体,反而时常觉得像是在读两本书。而且作者一再强调的“现代性”从全文来看,就是“民族国家”啊~~

蛋糕与宫保鸡丁

这本书断断续续看着,最近终于把它看完了。

最初看的时候就觉得里面的学术名词太多了,几乎每页都能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名词。。好吧,是我读书读太少了。。。不过,我也终于见识到了社会学的写作模式。在校内上写了感慨,惹来社会学同学的抗议,说我是“学科歧视”,好吧,我只能说,搞理论的和搞实证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首先,这本书不是历史事实的重建,不是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而是将已有史料重新筛选后做剪裁。这就是我举例的由来:有些研究者好比洗菜工,有些研究者好比美食家,而又会吃又会烧的厨师总是少数人。

这本书的大致内容就是对1895——1937年的历史做了一个新解读,从“身体史”的角度来观察民族国家化的过程。作者认为,“身体生成”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过程和结果(P.5),近代中国的身体遭遇了国家化、法权化、时间化和空间化(突然想到英语老师最讨厌用“XX化”之类的词语),最终,作者是对民族国家化/国族化(。。。又是一个“XX化”)的反思。我认为,从全书的基调来看,这种反思应该是一种批判:对于身体归属于国家导致无法具有的主体地位,以及某种程度上,“身体”的“工具化”(或者说是“异化”)的批判。

谈谈让我很有感触的“社会学写作模式”:

  • 理论对话。就像历史学做文献综述总得说说自己的研究与前人研究的史料异同在哪里,为什么选这些史料以及如何用;社会学的训练就是要与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对话,同意或不同意,或在什么程度上不同意。作者在第一章中就提到了要“反省检视西方1980年代以来的‘身体’论述、类型学分析”,并对多位社会学大家的身体研究展开阐述,文献综述方面也回顾了儒家的“身体观”。好的综述能提供很多信息。
  • 提出研究的预设前提。之前在读张静的《社会学论文写作指南》时就对其中提到的“理论预设”非常赞同。本书也在第一章中提到了他的研究是建立在“身体生成”这一“建构论”的基础上。既然清楚了作者的立论前提,那么之后的学术批评就应当从“建构论”这点出发才算是踩到了点子上。可惜本人才疏学浅,对这套玩意,totally的不懂。
  • 验证法。额。。。算不算我提出的方法啊?就是用中国的历史事件作为个案来检验西方的理论或者概念。这已经被学界说烂了吧。。。我觉得要辩证的来看。说好,是因为有理论背景能够对历史现象做高度的提炼和概括,从一个新角度来看老问题,例如我个人比较喜欢第二章中的“格式化的身体规训”,对旧史料赋予了新的解释意义,是社会学视角和历史史料的启发性结合,挖掘了表格史料的新意义。然而,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从理论出发,过度使用学术名词都会使研究在史实层面经不起推敲。如,第二章讨论了军国民、新民、与公民教育运动,但描述多从精英论述出发,民众的身体是否如同作者所言被国家化呢?由于对这些运动的史料没有仔细梳理,所以这些运动的实际效果,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反应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何况社会舆论能否等同于社会现象,我也要打个问号。如果从史料出发,这里突出的是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化意愿,在国族化之外,普通民众似乎看起来对自己的“身体”并没有掌控的权力,只能任由操弄。那么,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叙述的掩盖下,是否有什么被忽视了呢?我想到的是民国时期女性对“时髦”的追求,即使在遭遇到民族主义强烈谴责下,仍能顽强生存,这是否是“身体”的另一个发展面向呢?

         此外,作者在第五章论述北京政府将北大校园作为拘禁学生的场所时,所用史料多为“被镇压”的学生,违反了史料的客观性原则。在论述时,往往使用过于主观的词语,且常不给出“证据”或者不举例。当然,用历史学的要求对社会学的著作过于苛刻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们在学习社会学对历史现象做概念提炼时一定要谨防过度。切记,新鞋不如旧的好穿啊~~使用新名词之前还是考虑有没有相关的旧词可以使用。

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与“出世”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这本书是我大三下半学期读完的,现在将当时的一些心得体会拿出来记录一下。


写在阅读前面:对近代中国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在大二前,我以为这段历史是中国的屈辱,一个无法开口言语的伤痛,因为有太多的无奈和悲伤。但是在自从上了陈老师的课之后,我开始重新认识这段历史。中国在近代的道路就是一段成长的道路,成长始终是要付出代价的,充满了破灭和失望。我希望我也能渡过痛苦的成长,然后达到人生的一种涅槃。
对作者的认识:这是我所读的第二本由史景迁所写的书。起初是因为看了《万历十五年》,对黄仁宇的写法很喜欢。但那是还不知道有一个“故事大王”叫史景迁。是陈老师介绍了他。我尝试看了《改变中国》,当时借那本书是因为那本书又薄又旧,符合我喜欢的书的外貌,呵呵,可是在一口气读完之后就喜欢上史景迁的这种写作手法。从来没有想到过,能用写小说的方法来写学术著作,用一种很好玩的方式来做一门很严肃的工作,为什么呢?美国人真是敢于尝试啊~!佩服~!
       整整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起伏,从晚清到改革开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知识分子到底站在河流的哪一处呢?也许是那最危险的地方吧。这个阶层因其自身的独特性遭到社会其他阶层,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都对知识分子们有着不理解。因为不理解而冷漠,甚至有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当权者们戏耍着这些人,于是,知识分子们好像小丑一样在舞台上表演着自己的历史;百姓们也许是“景仰”这些读书人的,可是,在内心里,总是有着不满和一些怨忿。骄傲、骨气、责任感是不是对知识分子的讽刺呢?否则他们怎会因此而遭难?<
       KK说,历史为政治服务。也许是对的。没有政治支持,某些学术将不会盛极一世,载入史册。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最危险的总是在说着真话。所以,还是不要说了吧。乖乖的,什么也不说,然后,等着自身的堕落和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