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5月, 2011

2011年5月30日 在官方允许范围内做可以做的——老板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之商人商会

2011年5月30日 星期一     晴
一 商人研究
       现在的商人研究偏重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商人。学术界在研究上有“喜新厌旧”的癖好,很多研究有“断层”,明清时期活跃的商人,在民国时期的表现就缺乏很好的研究,特别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商人,如米商、盐商、木商等。张海鹏(不是中国社科院的那个)就组织一批专家学者编写过《十大商帮》,也只是写到鸦片战争为止。唐力行老师的团队,包括他本人正在做鸦片战争后徽商在上海的活动。所以说我们不应该对旧的研究完全抛弃。何况新旧之间的联系也是应该多多关注的。再者,即使在新式商人中,有些人也没有被重视。
        商人有多重社会身份。如叶澄衷等。又如,“儒商”。不过儒商这个定义很模糊,我自己在日本开会时,就被提问过,我当时回答,儒商就是社会关怀多一点的商人,当然这也不是很好的定义。
        官商关系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有学者用“官商博弈”,我觉得很牵强。中国商人怎么敢和政府博弈呢?想都不敢想的吧。他们都是见政府怕的,天生就没有底气,无论是1927年后的总商会还是1949年后公私合营的时候。过去学术界一方面说“资产阶级软弱性”,另一方面又说资产阶级要“革命”,这是前后矛盾的。
         地方性事务中地位。清末地方自治和北洋时期,商人是做了很多事情的,特别是地方改良。因为政府不会出钱,所以把地方改良权力下放,商人积极性很高,所以才有了江南一些市镇的现代化。清末新政研究过多关注政治层面,而忽略经济层面;就像现在的清史工程,后人评说,就过多说它的政治意义,而忽略其实它更多的是编纂整理了很多清史材料 。
          论文要有层次感。一类/一个区域的商人群体研究,可以再举一两个典型人物。否则论文有走马观花之感。而且取样不能随意。近年来研究的深度挖掘不够 ,某行业研究,可以挑一个人或一个公司,但要有实力,资产要中等以上,才有代表力。
 
二、商会
       天津商会档案整理工作做的不错,80年代整理时多注意历史沿革和官商关系,现在开始做专题整理。内容齐全,是研究华北商会的宝库。苏州档案馆在80年代和华中师大合作,由章开沅教授主编(挂名,主要整理工作是马敏和朱英两位)的苏州商会资料可以说是奠定了马敏和朱英的学术地位,也是学术起点。
       上海总商会档案不公布,导致现在商会研究缺了很大一块。主要是有些资料在工商联的关系。
 
三、问题
      官商关系研究中的国家/社会模式。其实我一直都反对用“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来概况中国的官商关系。因为晚清商会都是清政府新政时期号召组织的,不是商人自发组织的。上海商会独立性相对其他各地要强一点,因为有租界的关系,加上上海商人中多与外贸,牵涉到列强利益,看似背景比较硬。天津商会则与袁世凯扶助有关。清末新政的模范省就是直隶,如果说上海的地方自治还有商人主动参与发起的,那么天津自治就是在政府主导之下的。苏州的城市地位决定了商会活动范围,这就是“舞台有多大”的关系。
       不要把商会的政治热情过高估计。例如在抵货运动中,学生就和市民有冲突,因为洋货有市场。重庆和兰州的商人就曾经不想组织成立商会,因为怕麻烦,也怕承担责任。官府要地方上成立商会,也是为了“政绩工程”。商人不关注争执也不现实。商人商会的命运是不能由自己主宰的,所以才有官商勾结,因为没有制衡权。所以商人商会活动只能在官方允许范围内做可以做的,也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例如地方自治。对商业有利,对自己也有利,可以带来地方声望。但不要指望他走得更远,那样,他就不是商人了。资本家都是在事后归附革命。所以,二次革命的时候,与其说孙中山是被袁世凯打压,还不如说,孙是在中国各阶层求稳怕乱的心态下被抛弃。
      
 
 
===============================老板想到了答辩===========================================================
  •  现在博士论文后记都很煽情
  • 答辩可以分在职和非在职,这样比较公平。
  • 博士论文不要平均用力,可以重点突破。不要求通篇闪亮,只要各章节都有亮点,就可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 写博士论文要多多从总体来构思,要“量体裁衣”,特别是要回倒计时——以15万字来算,如果要5个月内完成,那么每天至少要写1000字,而且是能用的。——* 囧,是说我师兄吗。。。我不当心爆料了。。。
  • 不要把博士论文当书来写。
  • 资料难找是相对的,想不想的到,想不想去找才是问题关键。
  • 上海学者圈子意识不浓,也不抱团。北方学者觉得上海学者有点自管自的研究
  • 校庆报告会上,针对张忠民老师的补脑汁研究,提了点意见——只谈申报广告影响有点空,如果可以,应该加入,申报发行量,影响力等,特别是对市场受众的反应缺乏论述,其实熊月之老师曾经写《万国公报》研究,就谈到可以从代售点、售价,读者来信等来反应报纸的传播。现在做观念文化史的不涉及报刊波及范围,多描述性,从文本到文本,很“虚”。例如申报到内地要多久,有没有时间差。上海为什么是开全国风气先?因为上海接受信息快、广、新。
  • 中国法制环境制约中国经济发展
  • 答辩从严,通过从宽,意见多提。
 

2011年5月19日 第一次做答辩秘书

2011年5月19日 星期四     阴天
 
        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做答辩秘书,但是活儿还算轻松,只要提前给师兄师姐写好答辩决议书,答辩当天陪师姐买水果,北区水果摊老板还打出“答辩水果”,可以自由勾选要买的水果,一再忽悠我们买贵的,诸如樱桃、荔枝等,我和师姐最终只买了小番茄和香蕉。。。寒酸就寒酸吧。。反正师姐还带了一大包零食。老板还送货到光华楼,服务真好啊!
  
        总体来说,我觉得博士答辩和我当年本科答辩一样,就是走过场,关键是发文和盲审。。。其他都是浮云。。。以下是答辩当天老师们的提问(大意如下,记忆难免有误差,文责在我):
 
  1.  师姐:做晚清民国时期法学留学生研究——老师们总体评价是研究下了功夫,资料翔实。。。巴拉巴拉(反正评阅书上都是好话,我也算是学到以后怎么夸人家的论文了),问题:
  • 留学生信息太少,可以找代表人物做细致描述
  • 统计时要注意官费生和自费生的比例
  • 速成的学生和拿到学位的人数的比例
  • 在这批留学生回国后,清廷给予什么职位,授予进士的人中有多少法学出身的
  • 上海律师研究要和上海教育环境、教学方法、学生来源结合,以突出上海法科教育的特点
  • 关于上海法科教育相对落后的观点值得商榷
  • “上海律师精英阶层”一说应用“群体”一词来表达,精英的展现可以归类,如,政界突出的司法行政高官、引进翻译法学论著的人、参与立法活动的人、培养的年轻法学家等等,这样可以突显精英在国际法学中地位。
  • 表格中有些人物虽然是法学出身,但是实际上是作为外交官身份活动的,并非在法学界活动。前后界定有点矛盾
  • 留欧美与留日差别的原因,留欧美者拿高学位的多,故多愿意做科研
  • 收入和津贴的部分的论述没有详细说明,令人费解
  • 欠缺北洋时期论述,应予以注明
  • 对杂志期刊论文关注较多,但缺乏对法学著作的分析
  • 结语太薄弱
  • 人物考证上可以多下点功夫
  • 法学博士学位概念宽泛,容易混淆
  • 日本教育体系狭窄,英美教育强调通识
  • 留学生回国后,其实面临着一个已经由外国律师创造好的法律文化环境,这些留学生要在这个空间中先适应,这里可以反映出他们和外国律师的互动,文章中没有涉及。
  • 法学留学生与律师形象更多地是通过官司来表现出来
  • 西方制度怎样和中国社会环境融合?中国以礼代法的传统和西方法系的碰撞没有表现出来。
  • 留学生主要分布在什么领域?对上海贡献在哪里?
回答:西方法律在实际运作中是有问题的。南京国民就曾经努力想要将西方法律本土化,以后再研究中将进一步深入。
 
    2. 师兄:民国中国工程师学会研究——规规矩矩
  • 关于工程师这个词的外语语词定义和来源可以使用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中文“工程师”这个词的历史追溯。同时,辞典的定义对这个词在社会历史中的运用是无法精确的,如统计人数中,助理的人数是否要被纳入计算。
  • 可以写一下西工东渐中的西式建筑
  • 工部局工程师处是工务处前身,在书本知识引进前,上海已有专业活动人员
  • 补充工程师学会在重大项目/领域中的活动,如中外竞标、科技攻关、和平建设和战时活动,以及和外国工程师学会的业务往来,学术交流等,可以充分挖掘其中学会活动的背景。
  • 增加具体人物介绍,可以列人物小传。至少可以让论文看起来厚实。而且可以体现出这个学会的历史贡献
  • 补充工程师协会分会的介绍,区域上可以分上海、天津等;专业上可以分土木、铁路等,可重点介绍几个分会,让读者全面了解学会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 第三种表格中外国学校的中英文表述有些问题,表格分析也少了点。
  • 对现象的分析可以更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是民国”?
  • “消亡”这个词要斟酌使用。
  • 结论部分学会和政府关系,和近代社会的关系,其实可以考虑从技术官僚的角度切入,谈论他们在政府中身份如何?可以参看柯伟林著作。这样可以把文章的层次上升一级——历史不仅仅是说事实,也是讲道理。
回答:之前已经对中文“工程师”这个词做过历史溯源,写就小论文,但是和总体论文结构不符,故删去。对于“技术官僚”角度的探讨,以后进一步修改。
 
      3.金老师的学生,也是某师兄:晚清国际法研究——梳理清晰简要,有场景感
  •  宗藩体系的缺口其实在开埠前就已经存在了
  • 朝鲜问题的处理是清政府对国际法的运用。这方面已有韩国学者的论文论及1884年日清签订关于在朝鲜半岛建立租界的问题。日、清、朝三国当时都在利用国际法,但还需要有列强的支持。
  • 文章沉闷,资料和正文没有区分。引文要技术处理下
  • 怎么看晚清报刊在国际法中的应用
  • 结语要回应晚清国际法取得成就较大的是哪些部分,为什么和其他部分形成差距——根据史料提出一家之言,回答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
  • 什么是西方国际法?不平等条约算不算国际法?19C国际法不是干干净净的,是外交事件的产物,要进一步深入理解国际法。
    回答:朝鲜租界问题在以前看文献的时候也发现过,但比较零散而且数量不多,以后会专门搜集资料来说明;晚清时期很多报刊与申报言论重复,故主要使用申报。
 

2011年5月25日 你讲了个故事,so what?

2011年5月25日 星期三     晴
这个个案我写着写着就开始心里没底,脑子里就一直出现朱老师说的——你将这个故事的意义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回音~~~
 
老板、裁缝老师以及无数的老师前辈们早就告诉我们,个案啦、事件啦不是随便写写的。。。像裁缝某次被质疑的时候,轻描淡写的抛出一句:“我看过上千份档案才写这个故事的”。。。。顿时让提问的人好生无语。。。这就是气场啊~!!!!气场!!!老娘什么时候也这么来一句!!!可惜,我的故事写着写着,就不由得开始思索。。。我这么写出来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把王笛的某论文和师姐的论文又翻出来看一遍,企图强化一下自己论文的意义。。。。至今还在寻找中。。。
 
史料就更烦了。这个“烦”就体现在,它绝对不会乖乖得按照你所设想的那样按照时间发展来呈现出事情的因果。。。。往往是应该后面出现的事情,这个文件日期偏偏提前了~~~NND,这样叫我这么列因果关系啊!!!或者说,这样就木有关系了,让我写个P啊!!!!咆哮啊!!史料就是各种意外!!有木有!!!有木有!!!
 
55555555555,重头再看一遍资料去。。。

2011年5月16日 没有人生来是造反的——老板的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史之商品流通

2011年5月21日 星期六     小雨

外贸商品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海关资料,这方面研究可参考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 1840-1948年 史实的综合分析》,是跨学科的研究;还可以关注吴松弟老师及其团队的研究。

目前这方面研究还比较粗线条,例如港口带动腹地经济的论点,其实应该谨慎处理,因为内地情况往往制约港口。关于这点可以将姜修宪(吴松弟老师的学生)和水海刚(戴逸峰老师的学生)两人对福建港口研究的论著对比来看,一个是认为港口带动福建经济发展,另一个则认为港口制约了福建经济发展。(*老板本身似乎是赞成后者的)又如,九江港对江西经济的带动是要有分寸的,因为九江港并非江西唯一出海口,江西地形如同漏斗,越朝内地的方向,漏斗越大,赣州经济就得到福建和广东经济的辐射。

 
商品流通还涉及到商路,如皖南茶叶到上海,一般可以选择走九江到上海或者新安江到杭州再到上海,过去商人都是选择走宁波,为了躲避沿路税卡(*不会画图,请自行想象)。可以看王振忠的《日出而作》
 
商品流通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不过首先是这类研究对数字要求很高,其次资料很分散。
 
一、商品流通中进口替代品的生产
        中国人能力比较强的地方就在于拿到样品就能生产,所以有义乌的商品市场。近代中国也是如此,也有西方技术的仿造品,比如改良布,又称为爱国布,虽然这类产品不能完全取代某个商品,但是至少可以将某部分/环节降低生产成本。80年代改革以后也有过这种情况,韩国人的冰箱等中端市场被中国人挤压,而日本人的商品因为技术含量比较高端,所以模仿不易。
 
二、市场法制
       明清就有法制建设,张忠民老师的某博士生的论文中就提到1862年上海就引进了香港的外资企业法,因为当时香港外资比上海的多,而且香港引进外资比上海造。法制建设的研究可以参考法学系刊物,他们对经济现象描述比较薄弱,对法制建设背后涉及的具体内容分析较少,但是对法律条文分析到位。近年来,商事习惯研究逐渐增多,例如朱英的学生。商事习惯是商业纠纷在约定俗成中形成的一种民间调停方式。清末民初日本人做过分省区的调查。最近,张佩国有篇关于皖南山区某山林管理的论文就是谈商事习惯的。——要把商人活动放在具体时空中理解,不要抽离时空背景。
 
三、商业形式
     
     近年来百货公司和拍卖行研究增多。上海最早百货公司是惠罗公司,真正奠定南京路繁华的是四大公司。徐新吾先生主编的一系列行业史中就有百货业史。四大公司都为侨资,都集中在香山人手中,都来自澳大利亚,这与改革初又十分相似,当时大多数企业家从香港入广东,“试水”——对中共政策不了解,学习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
        百货公司带来的还有女店员,以前中国只有孙二娘和卓文君这样的女店主(⊙﹏⊙b汗),但是女店员是雇工。而且从百货公司以后才有“专柜”的概念,上海以前只有烟纸店和杂货店。某红色名媛(*这个是谁吗。。我就不说了。。反正和我是一个姓,她女儿很有名,前女婿就更有名了)出身就是女店员和某上海滩小开的私生女,原本这位女店员就是百货公司中经营派克钢笔的“钢笔西施”,其实这也算是某种商业文化。
       民国年间也重视企业文化,例如永安公司就有《永安月刊》,可以参见台湾学者连玲玲的研究。商业文化说到底就是营销手段,四大公司布局合理,也是在民国时期就做过调查,研究过消费者心理,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商场布置。当时上海的商业文化辐射内地,即使小城镇也会打出“小上海”的称号来吸引顾客。1949年以前,香港远不如上海繁华,当时上海引领整个中国商业模式。(*这点还可以看叶问心最新的著作,当时重庆好像就是以“内地的上海”著称的)
 
四、商路
       商业流通的线路变化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会党多活跃在交通沿线,会党成员本来是依靠交通要道谋生的,但是随着交通变化,一部分传统商人衰落了,和他们捆绑在一起的那部分人也失去了谋生手段,失去了生活来源。如,青帮是从漕运转变而来,传统漕运并非官方组织,而是帮助政府运粮的,政府默许他们运粮时可以夹带商货以鼓励他们帮助政府运粮,但是海运兴起后,漕运的水手工作就没了,夹带货物的可能性也没了,他们又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又不愿意回农村,就聚集到城市谋生。如果仔细查看会党活动的范围会发现南方会党聚集在北京到汉口到长沙到广东以及北京到南昌到福建到广东的两条交通线上(*不会画图,请自行想象)。可以说商业 通道的变化影响了社会动荡。这就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结合。做会党史的人多半关注会党本身的教义教派,但是对会党成因剖析不够。又如,晚清教民冲突中,多为经济利益纠纷,极少数是文化冲突。这点日本人做过调查统计。
         在研究商品流通时,不要受到行政区划的束缚。老板插队落户是在青浦,但是生活用品都是去昆山买,因为当时上海的物价比江苏贵,除了凭票买的油等物品,其他,诸如打酱油都可以去昆山。。。。(*老板你这是跨省打酱油啊!!!)
         经济史研究中要有流域概念,自然环境因素要充分考虑。近年来省区经济史研究只在本身内部打转,走不出去是个很大问题。例如,汉水流域就 包括四川、湖北、陕西等省。
 
五、地理·物产·气候
         近代中国商业革命并未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不要把港口—腹地扩大化。严格上来说,港口-腹地还是点-线关系,还不到面的程度。表述不能太随意,特别是提要和结论部分,用词要注意。有些用烂的词,如“封建经济”就不要用了,表达上不能太“陈旧”。
        不要把西部看成是凝固不变的,但是变化相对东部而言,的确是比较低,主要是因为
  1. 交通:陇海铁路带动不大
  2. 物产:铁路沿线物产贫乏,如西北皮毛需求有限。连云港在20年前就要打造欧亚大陆桥,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的确是非常理想的交通要道,但是实际上,由于此地区物产单调,城市也不繁华,依靠纯粹货运是不行的,俄国人也更愿意走西伯利亚铁路入中国。
  气候在商品研究中也应该注意。 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和气候变冷有关。邹逸麟先生的研究认为长城就是天然的中国农牧带分界线,农牧带是在变化移动的,所以才会发生少数民族就会越过长城,进入农耕民族区域。江南梅雨带和战争也有关系。如长沙会战时,日军因为大雨而无法及时到达,给薛岳争取时间。辛亥革命和灾荒也有关系,例如谈到辛亥会说起抢米风潮。就是因为当时农民因天气普遍歉收造成的。又如,在金融业中,为何贷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和战乱、歉收、交通都有关系。
 
所以,在研究时要把商业放在当时社会中考虑。就好比,老板从家里到学校,可以走纪念路和大柏树两条路,为什么不走大柏树而走纪念路捏?因为大柏树那条路车流大,很危险,老板“怕死”(*老板,你还真直接啊~!),所以走纪念路然后进北区到光华楼就相对比较安全。(我完全能理解啊!!!话说,以前我也是走过大柏树那里的,实在是危险滴很啊!)若干年后,人们研究的时候会觉得老板很“傻”,为什么不走大路而要走小路呢?是因为他们不是当事人。所以,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找出当事人选择的外在关联度
==============================疑似爆料非常发散的老板=====================
 
  •    老板自己承认说他缺乏经济学素养
  • 如果去黄山旅游,可以乘火车去,然后水路回,走深度,沿新安江乘船,这条是过去明清徽商行走的路线,沿途景色优美。
  • 改革初,某国外人问老板,中国人不是很含蓄保守的嘛?怎么有“床上用品店”呢?——外国人太邪恶了!!!
  • 《近代百货业先驱》这本书是上档编纂的,背景是当时的中山市为了宣传自己的商业传统,出钱和档案馆合作。
  • 一说起漕运。。我就想到漕帮。。。然后就联想到《戏说乾隆》。。。。囧
  • 说起韩国人,老板说,他看报纸上说某韩国教授说汉语是他们东夷族发明的——我想起在学校BBS上看到的某签名档,如下:

 

2011年5月18日 生日快乐!

2011年5月18日 星期三     晴

2011年5月15日 要享受这种折磨

2011年5月15日 星期日     晴

       我到底是有多拖拉。。。才能把一篇信誓旦旦要在上个月底写出来的论文一直拖到现在,眼看着这个月底仍然是写不完。。。老板似乎已经习惯我这种空头支票了,还没有来催我,倒是我自己每周去上他的课的时候总是很不好意思,一下课逃得比兔子还快~~

        越写越没有FEEL了,想法和实际写作永远是两码事。尽管可以在脑中已经构思了整体框架。。。但是开始写作的时候才发现,怎么看起来就不是我要的那种FEEL呢?一方面,发现自己写论文总是越写越偏题,抓不住要讨论的主线,甚至写着写着就开始忘记自己的argument在哪里;另一方面,随着在内容细节的展开,我发现自己有点考证癖啊~~~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每个出现的人名、文件名,我都有种把“真身”给挖掘出来的冲动!!昨天去档案馆本来是想处理下第一部分背景的细节问题。。。结果。。结果。。。悲剧的发现,我要不就把这部分直接抽出来单独写一篇算了。。虽然是简单的政策罗列。。。我以为之前的文献都已经讨论得很清楚了。。。可是,我翻阅档案的时候,却发现这个简单的梳理一条条政策和法规的工作,居然之前的二手文献中都没有人能完整得讲清楚。。。KAO!好吧,谁叫我要做这么个冷门的题目,不能怪前人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所以说。。。现在国内学界的问题不是什么和世界接轨啊!!麻烦你们把自己做的研究细化细化就不错了。
         看材料永远是越看越多。。。我现在连之前被人写过的那篇论文都开始有想法把它往另外一个方向修改了。。。个么个么。。。想法总归是想法,想法还是要通过写作来实现的。。。为什吗我的论文自己读着那么干巴巴呢!!!就像朱老师安慰我那样,你要享受这种折磨,然后你会喜欢上写论文的。。。。朱老师。。那是你这种大牛好不好!!

2011年5月9日 商业就是买来卖去互通有无——老板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之商业史(一)

2011年5月9日 星期一     局部多云
      我要说,老板你上课其实重复的地方很多啊~~老板,你可以不可以不要一个笑话讲好几遍啊~~~虽然你及时地更新了一下你的学术信息。。。但是有些观点你已经重复过好几遍了。。。好吧。。。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已经把你上的中国近代史专题、晚清史和近现代经济社会史都上了一遍的关系,所以对某些点已经非常熟悉了。。。。还有啊~~老板啊。。。你不要再用什么酱菜瓶子、咖啡瓶子,随便什么瓶子装水啦。。。求求你买个水杯吧!!买个正经八百的水杯吧~~像吴老板用的那种开会发的纪念品也好的啊!!如果你能开始用电脑或者多媒体的话就更好了。。。。囧

========================这次课重复的观点很多================================
一、商业史偏重外贸史
       商业史研究过于偏重外贸史,过去夸大外贸冲击,以外贸资料来代替对国内商品流通的研究。很多国内问题都没有好好研究,如厘金问题,长久以来都在用民国学者罗玉东写的书,但是后来周育民就发现罗玉东的研究有问题。至今,厘金问题仍然将不清楚。又如,对海关研究的很多,但是常关研究太少。

        还有江南市镇研究,民国时段的就比较少,多数研究都是集中在明清的,没有想过要打通来看。虽然市镇因为分布于内河运河沿线,随着铁路兴起后受到了冲击,但是没有绝对的衰弱或者萧条。还是有文章可做的。
        近代商品史只讲外贸不讲国内贸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缺陷。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像工业史研究就比较好入手,对资料要求比较低,可以选一个企业或者人物来做。但是商业史就比较困难,首先就是关于国内市场问题就有很大争议。
         相关研究论著可参考范金民(偏重明清)、郝延平、斯波义信、刘石吉和施坚雅。

二 市场问题

      区域性市场一般等同于中级市场。论文里如果用到“区域性市场”一定要界定说明。又如,很多人喜欢用“明清以来”这样的词,其实如果别人要故意为难你,就可以说,“明清以来”应该从明清一直到现在,而一般我们认知中,“明清以来”都是到1949年。所以这种词也最好慎用。
       市场的概念是模糊的。中间/区域市场的研究多,初级市场和终端市场研究比较少。初级市场,也就是原料市场,指省以下农村市场。由于资料少,研究也比较困难。再者,现在研究多和政府资助有关,做初级市场比较难拿到项目。而全国性市场,又因为范围过大,研究起来也困难。况且,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学界是有争议的。可参看王方中的论文。
       如果没有全国统一的货币,则谈不上全国统一的市场。事实上,直到1935年以前,法币才实现全国统一,强有力的政府才能统一货币,才有可能出现统一市场。有些论文就是对背景陈述太过随意,反而伤害到论文主体,好比珠宝放在一个不起眼的盒子里,谁会愿意来多看一眼呢。
      武汉大学任放老师对施坚雅的理论做出批评吗,认为这只是中国四川的个案,不适合全国。他自己是做长江中游市场的研究。
 
三、埠际贸易
      在外贸框架下,很少有人注意到外贸再转移,同时内贸也在持续。出港和出口是两个概念。所以海关统计的数据一定要小心使用。这里还有两个问题:
  • 进口贸易到港口后再转运
  • 国内贸易转运
    这些方面都很少有人能讲清楚,关键还是在于缺乏当时的国内统计。
 
    近代以来很少讲国内粮食流通,但按照以往的表述,又说江南丝茶生产和出口是依托于和长江中上游的确做粮食交换的。所以,才有粮食运作中的“米码头”的出现。后来的研究都忽视了近代以来与本国民生有关的基础商品。还有盐,胡适曾说过,黄山北面吃淮盐,南面吃浙盐,淮盐比浙盐好。这些都是很生动的资料。
 
四、金融史
       可关注吴景平老师的团队。
       过去是国家计划下的经济,邓XX说,改革前银行只是国家的会计。
       金融史里的银钱比价问题,也很重要,但是也很难说清。经济史问题就是要涉及到琐碎的基础,这样就不会很空。
        不要只讲外贸出口量,它和赢利并不一定挂钩。
       过去革命化的表述为了夸大外国侵略中国的金融业,就说银行怎么挤兑传统金融业,这也是对传统金融业估计不足。事实上,升斗小民和现代金融关联度很小,反而是和传统钱庄以及典当关系直接,所以,鲁迅之所以是“愤青”,就是因为从小跑典当的关系。
 
 

2011年5月8日 2011年4月18日 列强不是雷锋——老板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之交通航运

2011年5月8日 星期日     晴
         国内航运史方面,聂宝璋在编经济史资料时是负责航运的。后来和朱荫贵老师合编出版了航运史的资料辑。这方面研究可参看樊百川、朱荫贵等。樊百川写洋务新政,扎实,缺点是观点陈旧,否定西方在中国的经济影响。此外,中国交通局牵头组织编写的港口史丛书可以参考,绝大部分港口有专史。主要是利用这套书的技术部分,例如起吊的吊臂长短牵涉到港口吞吐量。故中国港口只能靠人力卸的是小船,而外资的港口就能卸大轮船。所以说,特权是抽象的,技术是关键的。行业史的书和资料要尽量利用专业的部分,例如海关史丛书中有海关术语的中英对照。还可参看水运史丛书,交通出版社出版。港口只是沿海部分,水运多指内河。烟草总公司编的烟草资料也是行业史。不要 因为他们不专业就不去看,只是深浅程度不同,话不要说绝对,尤其是不要说“这个研究没有人做过”。
         刘广京的《19世纪英美轮船公司在华竞争》写其昌和怡和竞争最激烈的几年。虽然很薄,但考察重点为竞争,当时非常有新意。黎志刚也做过轮船招商局的研究,是他的博士论文。
 
一、内河航运研究欠缺
      朱荫贵老师的书涉及内河航运部分也很少。研究现状和历史现实是相反的。轮船走内河多,华人资本很难涉足。研究资料薄弱。轮船招商局下面还有内河航运子公司,但研究的人很少,资料量有限,很难构成文章。
 1、中外贸易主要途径还是航运,空运代价太大。
 2、当时对华贸易国家都是海上来的,主要通过轮船,水运占得比例很高,一条长江不知道抵多少铁路,上海70%以上建筑材料来自内河水运。
      数字背后通过什么方式?——经济史研究中往往技术含量过低
 
二、轮船业与木船业
       过分强调外国轮船摧残中国航运业,但是有资料表明并不是这样的。以沙船为例,鸦片战争前上海繁华是与沙船业有关,豫园就与沙船有关。李伯重对此有研究。
        运什么?为什么时常对运输的东西需求大?运往何处?为何衰弱?谁来接替?有些研究经不起追问。
       过去对传统木帆船业估计太悲观。其实木帆船虽然总体衰弱,但是没有被完全取代,中国人的购买力很低,生活习惯和长期的人情关系都决定了木帆船不会马上从中国消失。而且轮船一般都只愿意运大批量的东西。木帆船的好处就在于:人头熟、点对点。这就像现在春运不乘火车乘长途车的原因,长途车“门对门”,可以经过集镇门口。铁路承担客运非货运。中国产品也担待不起货运,因为搁不起,80年代有老师下海搞到几箱车皮,马上就发了。
         官员文人留下的资料不代表社会整体,中国民众对轮船并不是一味排斥的。中国民众从来不是一味的守旧。普通民众最现实了。守旧分子多为受传统较多的,恰恰是既得利益者,又占据社会资源。一般人即使乘不起轮船业不会排斥伦春。过去用的民众反抗的资料是有偏颇的。其实,(这里要谈点技术性问题)是因为轮船开过以后造成的“涌浪”使河埠头干活的人有影响(老板的亲身体验),例如洗衣服的衣服飘走啦,洗菜的菜飘走啦。。。。还会使农田坍塌。传统农田是没有护岸的,木船经过是不会影响的,但是轮船就会。中国桥梁一般都比较低,不过这不是关键,而是轮船很容易把桥桩冲调,或者撞塌桥。这些才是造成民众对轮船的反感。但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所以后来,轮船速度放慢,轮船公司也通过各种补救措施缓和民众情绪。民众衡量后,还是觉得坐轮船方便。
          反对坐轮船的人都是觉得轮船把人变得心野掉了,脚痒了,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下来了——世风日下。他们希望安稳地过日子,在地方上仍然能发号施令,轮船同行后,这类人在地方上的威望下降了。所以说,守旧也是有利益牵扯的。不要做纯政治和纯文化的分析。
     
三、中国水文状况
      中国的城市和港口是分离的。上海、福州、宁波、广州都是这样,厦门是例外。中国城市的江口和城区是有距离的,上海的城区本应在吴淞口,但是码头在十六铺,所以是内陆型/内河型海港。中国港口重心有向江口海口推移的情况。上海的港口从十六铺到外滩到虹口,避开了陆家嘴,因为那里的90°弯角,容易淤积泥沙。
        水文状况还涉及到疏浚问题,内河型海港有潮汐问题——闷顶。近代以来的港口只要是疏浚做的好,基本上都可以生存下来。如上海港成立了专门的浚浦局——辛丑条约谈判时,由列强提出,清廷接受,主要由中外人士构成,受外人控制——和他们利益牵涉最大。之后天津也学上海,成立了浚浦局。
 
       乍浦港(在海盐,直接面海)、浏河港(郑和下西洋,走太仓,通长江)地理上都比上海好。但是嘉道后,上海脱颖而出,其余两个港口依托的城市太小,发展不好,没钱疏浚,所以衰落了。反而烘托了上海。孙中山的东方大港的计划其实是锁定乍浦港而不是上海港。
         技术要放在侵略里考论,而不是用侵略来做技术分析。列强不是雷锋,否则干嘛要疏浚中国港口。
         导航设施,航标灯、浮标和灯塔都是近代以来才有的,传统都是地标性物体,如树、山、塔、无专门建筑。但是后来意识到要建立不受天气干扰的建筑。
         近代后上海与世界发明衔接很近,列强把上海作为长久经营,把技术发明移植到上海代价比起本国要低。
        内河港区与城区相关。长江是最大的内河,沿岸港区与城区都有转移过程。武汉过去的港区面向汉水,后面向长江——货物运输方式发生转移,过去很多货物到宜昌直接内河往汉水而不是从长江走。又如,货物从苏州到上海,是走米市渡到徐家汇,避开黄浦江一段。嘉道年间,上海河道纵横交错,后来填浜筑路。这个“浜”就是指小河道。九江港区过去面向赣江,芜湖也是,上海也是——港区面向黄浦江。
 
四、内河所及地区的经济联系——城乡关系中商品流通靠内河航运,苏州河沿岸都为仓库,如著名的四行仓库。过去通往苏杭的小船都往苏州河走,闸北到曹家渡到北新泾。所以叫“苏州河”。明清城镇史和近代城镇史,很多学者都没有打通。近代很多城镇是“相对衰弱”而非“绝对衰弱”,各明清集镇分布距离和行船速度有关——一个白天可以行船往来。如,淀山湖边的商榻镇,是商人休息的地方。晚上走淀山湖是很危险的。一是因为太晚,光线的关系,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有湖匪。商人在商榻镇休息一晚,第二天白天过淀山湖。
         近代集镇衰弱与行程变化有关。轮船速度快,yodel镇可以被行程忽略。
 
     电报电话的系统研究不多,电报最先传入中国史跟着商人走,被社会认同是其商业价值。有线电报对商业的革命性影响很难打。信息沟通变得更加容易。所以胡雪岩对国际市场不了解,导致生丝滞销,最后生意失败。中国官方花大力气推广电报是出于军事需要,李鸿章等人的深切体会使他们促使官方成立电报局。中国电报局主要是官方用途,而非商用。首先满足的就是“军国需要”。
      
 
 
==================疑似八卦非常发散的絮絮叨叨=================
  • 博士论文不在厚,在于内容,不要面面俱到,要有论点,要围绕着论点被掩盖。
  • 黎志刚是典型的书痴,当时他的博士论文好评度很高,但是他就是不出版,因为盛档还没有公布,他不敢出版。带点书生的“迂”——这就是名学者的风范啊!
  • 薛涌公开反驳李伯重关于豆饼的算法。

2011年4月1日 做SALES出身的也能成功——老板的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之中国工业(二)

2011年5月8日 星期日     晴

            企业史方面,可以参考朱荫贵《近代中国的股份制企业》;张忠民《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企业》。上海经济所以企业史研究为重,有丁日初、沈祖炜《近代中国企业制度与发展》;张忠民《近代中国的公司制度》;徐新吾侧重行业史方面研究,学问扎实,曾做过考订工作,例如新政期间有法令:投资多少可补一个官位(捐官),因此投资的企业中有人作假,如祝大椿。后来的学者将这些虚假企业也算在内,但徐新吾就通过考订认为祝大椿的几百多万的投资时虚假的。
        汪敬虞在指导杜恂诚的博士论文时,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企业名录,是对汪敬虞论著的考订,汪敬虞非常欣赏他也时常夸奖他。
      
        现在对政府机关研究比较重视。新政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洋务则是一部分人意志的体现。可参考华中师大苏全有的《清末邮传部研究》,还有《晚清学部研究》,茅海建的一个学生写了总理衙门章京研究,也不错(可能是学位论文,还没出版)。海外研究将重点放在洋务,特别是政治。例如《中国早期工业化》、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港台方面有“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我忍不住要吐槽下,为嘛无论是图书馆还是资料室,我都找不到那本上海的研究啊!!)
        现在的洋务运动研究都缺乏个人特色,如左宗棠的兰州政译厂、丁宝桢(山东巡抚)创办的山东机器局,还曾办理过黄河改道。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中对这些地方督抚给予肯定。丁宝桢后来调往四川,又创办了四川机器局。贵州的铁厂其实要早于汉冶萍。但是这些官员所办的事情最后的“人亡政息”了。张之洞长期担任湖广总督,所以才有今日的武汉。广州虽开风气之先,但是工业上比不上武汉。
    
        传统研究中强调官员/官方对商人的压榨,这是一种政治化的思考。官督商办作为一种制度的存在,不能完全否定,因为其实这在当时是一种“双赢”。如果某一方觉得吃亏的话,是要打破平衡的。商人脱离政府关于帮助的话,在当时是很难办企业的。不能脱离社会环境来谈企业史。如,外资对民间资本打压这种论调,但是,本国企业还是要聚集在沿海城市,“大树底下好乘凉”——穆藕初就不信邪,到郑州办棉纺厂,因为河南是棉花产地,郑州交通便利,但没有考虑到企业经营的社会环境。郑州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古战争频发,是凶险之地,结果他的生意血本无归。
        又如,南通交通不便,又相对边缘。张謇因为是清末状元的关系,在当地可以凌驾于官府之上,其弟主办苏北盐垦——这种事情不是“土皇帝”怎么能搞定呢?中国有两种地——官地或私地,盐垦就是圈地,圈的地本是官地,因为主办者身份特殊而被官府默认。张謇是刘坤一举荐的,没有刘坤一就没有张謇,因为刘是因为武功得官,故想通过与张謇的交往来弥补,两者可以说是互相利用。张謇又得到张之洞的帮助。所以说,研究这些人或事的时候要关注从事各种活动的人和人脉。像刘鸿生就是做开滦煤矿跑街(推销)出身的,后来成为“老江湖”“人精”。
 
           侨资方面研究还是很薄弱的,其实过去许多所谓的“外资”是侨资。林金枝老师(男,特别声明)就是研究华侨在国内企业的,还曾编过资料,原计划是三套,到目前为止,这方面还无人超越。轮船招商局就有华侨资本,四大公司老板都是香山人,且为侨资,可看《中国百货业先驱》。
       侨资青睐国内,不只是爱国(爱国是一种表象),他在国外不受重视,将西方经营理念搬到中国,所以成为一种“创新”。侨资不是将所有投资都放在国内的,例如1949年后的撤资现象。
       
 
=====================本人的闲言碎语=======================
  • *其实我发现。。。。。我老板喜欢杜恂诚哎。。。。他对他表扬那么多次!!肯定有问题啊!!!!
  • *什么我记得丁宝桢和宫保鸡丁有关。。。。还是我记忆误差了。。。知道的同学给我普及一下。。谢谢
  • *于南通那番话,有崇拜张謇的,有南通人的,麻烦你看到以后不要情绪激动哦。。。我老板在南通市不敢讲这种话的,怕自讨没趣。。。
  • *张謇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人脉是多么滴重要啊!!!
  • 刘鸿生的例子告诉我们——做SALES也能成功的!
  • 林金枝老师多次被误认为是女士。。。老板还曾经纠正过某学者对林老师的“误认”。
  •   

2011年3月28日 历史系的档案也是残缺的——老板的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之近代中国工业史(一)

2011年3月28日 星期一    
一、关于资本主义萌芽
     *这是个多么老掉牙的问题啊*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无资本主义萌芽。李伯重在《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一书中完全否定吴承明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线索。其实,吴承明本人在李伯重对其提出批评前就已经不再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了,而是改用“市场经济”。海外学术术语是否和中国国情合拍。如“市民社会”这个词就非常不符合中国国情。由此延伸,博士论题选一个“平实”的,少用引申意或容易引起歧义的。
 
二、官僚资本是一个政治概念
        这个概念是出于“革命需要”,为了反蒋,为了政权合法性。1978年后,有人提出了问题。官僚资本从资本的产权角度来说,还是国家资本。课参见李少兵的综述,“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四大家族研究”。近年来的腐败使学界对90年代一致认为无官僚资本的论断产生了新的看法,如杜询诚(老师是丁日初——对许多学术名词有贡献,如不适用资产阶级而是资本家阶级,有一定家产才能算是“资本家”,过去的资产阶级太泛化。辛亥革命就没有资本家参与,故,台湾,从80年代以来就和章开沅争论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杜恂诚认为在中国环境中要界定清晰的产权是比较困难的,“官本位”状态下,政治透明度不高,社会中很难说企业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
  
三、外资企业
        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最薄弱的。大陆方面较早研究的学者有吴承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近来区域研究中也关注这方面,如庄维民《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   ,许金生《近代上海日资工业史》,王重芳《洋商史 1843—1956,该作者是地方志办公室的,是对外贸方面的;美国雷麦《外人在华投资》,高家龙《大公司与关系网》。
      外资企业技术性问题,例如译名、地名、人名企业名等,要尽量用工具书。
      汪敬虞认为对苏伊士运河通航和中欧电报线开通对当时在华外资企业发展带来极大推动。
       外企企业“回流”问题。如其昌轮船公司退出长江航运竞争,其实和当时由于美国西部开放,利润超过中国,公司撤资将生意移往美国的关系。随着盛档公布后,这个问题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所以说,不要把企业活动政治化。近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要有世界眼光,如外汇比价问题,特别是银钱比价问题。外资企业与母国关系值得关注。
        日资企业在华投资地域主要集中在上海、青岛、东北;英国集中在长江;俄国集中在北满和新疆;法国集中在西南,德国集中在山东半岛。外资对中国城市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例如上海的杨浦发电厂和水厂。
 
       上档的外资企业档案是不开放的。(我胸闷啊!!)
       杜恂诚在某博士答辩时,问:本土化企业应该更成功啊?结果该学生被问倒。所以,不能太强调英美烟公司的本土化。
       吴承明将外资纳入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统计中。——*所以说,之后再用到相关统计的时候,应该要当心着点。尤其不能以此来论断当时企业发展状况。
 
 
++++++++++++疑似八卦非常发散不知道怎么定位的唠唠叨叨++++++++++
  • 学术论文的概念界定是非常重要的
  • 在万不得已,无其他资料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将非常不学术的有点地方志的著作作为资料线索和学术概貌。
  • 看档案要做一定的功课。不要毫无准备的去。
  •  刘鸿生企业投资面广,“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
  • 学位论文最怕的是写出来以后“可有可无”。
  • 汪熙先生曾经转过好几个系,在美国是学银行学的。
  • 胡绳本来想从五四一直写到新中国,结果到死都没写成,后来是助手们(丁伟志等人)根据谈话录做了本书就是《胡绳论五四到新中国》,谈到了中间派和国共合作。
  • 某党习惯用语“一两百年”
  • 张忠礼50年代回国后不受重用,翻译了英美烟公司资料——如果他继续不受重用的话,是不是可以多翻一点资料呢~~我又YY了~~
  •  吴承明在写作“资本主义萌芽” 的时候,身份是国家干部,授命而作,正好主持了一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