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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25日 历史背后的故事要比表象有趣得多——老板的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史之铁路公路

2011年4月25日 星期一     晴
天气变热了,论文还是胶着着,我越来越赶脚自己这两年都是在“混”,太对不起老板,太对不起学校,太对不起自己了。。。
 
老板的课还在上。现在写论文的时候,越发觉得和老板的想法有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例如经济史中的技术问题,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要把研究做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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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史方面有宓汝成,他的论著主要是政治史范畴内路权争夺与借款。近年来南开大学的江沛以天津为基点研究铁路对华北的影响。杭州师大的丁贤勇也是研究铁路的。台湾方面可以看张瑞德对平汉铁路的研究(即京汉铁路)
        公路在旧中国经济生活中作用不大,也没什么代表成果,行业史方面,可以看交通出版社出版的额有关交通史的书籍。有个人曾经在会议上提到民国时期公路的发展。我(此处指老板)就提问为什么造公路?其实从他论文的主要研究地域来看,就是出于军事需要而非经济需要,因为省份主要集中在江西,可以想见是为了“剿匪”。不是有公路就能提升运输能量或发展经济的。就如同有了手电筒没有电池,有了公路但是买不起车,有了车又养不起。所以,之前我也说过,经济史研究要有技术考量,有公路的同时,要考虑汽车保有量和类别。造成公路史不受重视的原因由:1. 公路里程相对中国疆域来说很小。2. 公路状况很糟糕,多为泥路而非柏油路面,筑路非常简易的,不能拿现在的马路想象当年的路。3. 车少 4. 火车不多。
 
一、淞沪铁路
       从林则徐开始就有记载铁路了。但是真正开始建造铁路的是上海的外国人,是出于他们的实际利益考虑的,当时外人看重上海港,但是大轮船很难进入上海港,所以,要解决运输问题,必须在吴淞修建铁路,而且外国人当时还想修到苏州。在华外人的活动是跟着贸易/市场走的。
         淞沪铁路之所以被清廷拆掉,是因为违约。因为清廷与外人签署的条约并没有允许建造铁路,而且淞沪铁路所在地宝山也不是租界范围。外人也只有无可奈何。这说明,外人在华活动还是在条约束缚之下的,并不是像怎样就怎样的。
        淞沪铁路被拆掉的主要原因:1. 清廷不愿在修铁路这件事上开先河,如果允许淞沪铁路修建,那么其他地方也会效仿。2.在任官员不希望任期内放生不利于自己政治前途的事情。当时修铁路这件事在朝廷上有反对者。如果官员任期内修建铁路,很可能会给政敌留下攻击的把柄。这是典型的官场心态。以上两点说明,拆掉淞沪铁路并不是官员守旧。至于民众态度,其实大多数人是没有太大敌意的,也不反感。
         第2条铁路史唐山那里的。非常著名的事件就是因为当时修建这条铁路时遭到了朝廷上很多官员的反对,反对理由就是因为这条铁路离东陵很近,所以反对派们认为是破坏风水。由于反对声太大,李鸿章无奈,只好让步,结果就是著名的“马拉火车”。
         造铁路之所以在甲午以前推广不开,主要是有两点:1. 中国经济活动本身对铁路需求不大,因为中国货运主要是靠水运。所以当时铁路时可有可无的。2. 政府内部有不少反对者。这两点要联系起来看:如果铁路时必须的必要的,那么高层从实际利益出发,守旧反对份子的意见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但是铁路在当时是可有可无的话,那么就要考虑反对者的声音。
      甲午以后,“工商立国”成为国策。过去把这段历史堪称是戊戌变法的结果,因为想将其余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联系起来。而且不愿意设想工商立国和慈禧有关。其实,尽管甲午导致的是洋务理念或洋务模式的失败,洋务企业还是在发展的。清廷工商政策在甲午后就开始变化了,戊戌维新涉及的法制多是政治层面,而非经济上的,而且戊戌维新更像是争权/分权。甲午后,朝野上下普遍认为“无工商无以立国”,即使反对维新的人也支持工商立国的说法。
         甲午以后,西方也不再像拆除淞沪铁路时对清政府让步。因为当时的世界格局改变了。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变化,使得列强要保障其在华资本安全,就势必要更多的卷入在华事务。铁路所到之处必须保障眼线在自己势力范围内,才能收回投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铁路借款问题的评价都是非常负面的。近年来稍有所改观,可参见马陵合的研究。中国提出向外国借款,债权人是外国银行。很多具体行为不要总是扯到政府层面。又如会审公廨问题,根据熊月之老师最近的研究,华洋官司中反而是洋人输得多。敢去会审公廨告状的华人
一般都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而且多半是有理的那方,才敢去告状。租界从法理上是侨民自治机构,不要把它看成是帝国的代言人。条约本身与实际效果往往不是一回事,仅靠纯文本分析是不行的,要多想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二、收回路权运动
        沪杭铁路是民国浙商汤寿潜集资所造。因为当时沪宁铁路时借外债所造,浙江人“肥水不流外人田”,就自己造铁路。这样之后有了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都是民办铁路。盛宣怀上台后,要将路权收回国有。*(他难道是吃饱饭没事干有空啊——老板原话)。其实这么做的背景是当时民办铁路都办不下去了。除了沪杭铁路外(路线短,使用的人多,投资小盈利快),粤汉川汉的商人比不上江浙商人,钱不多,理念也有落差。加上这些地方丘陵起伏,修造成本也大。铁路启动后,后续跟不上,成了烂摊子。所以,盛才提出要赎回转手交给外国人,但是这样做牵涉到其他人的利益,特别是收回以后偿还的问题。可参见鲜于浩《论川路租股》(这篇文章发表在80年代的《历史研究》上,一举成名)。作者认为,川汉和粤韩的筹股方式不同,川汉是类似“摊派”,将农民地租钱中的一部分拿出来作为铁路筹集资金。因为凡是摊到地租的都是小老百姓,就像现在拆迁户里的钉子户一样,家产就这么点。当然要闹事啦。加上中国人有从众效应,人少不出事,人多就要出事的。
        近来认为铁路国有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当时铁路国有化就是应该的,特别是在处理纠纷的时候。
         铁路对沿线影响是长期的,有明显发展也有相对衰弱(是相对,不是绝对)。这从现在的铁路就可以看出,如桐乡和海宁,海宁内部的盐官和斜桥。当年造京九线之所以要经过老区,就是老区的人去北京游说高层让铁路经过他们那里,这样可以带动经济。不过,铁路通车后对当地的影响应该从长时段来看,有时候可以与明清时期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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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说江湾轻轨站那里就有一段是以前的淞沪铁路。。。。我知道啊!!!那段铁轨我还经常路过啊!!!没想到居然有历史来头的啊!!!老板说的对啊!!历史离我们如此之近啊!!!!!
 
* 老板不认为传统社会有真正能为理念牺牲的官员,不是说没有,而是太少。
 
*陈良宇时代,浙江造了很多通往上海的公路,如湖州。但是上海方面认为不值得造这些路,就没有接路,使得这些公路到了上海境内成为“断头路”。俞正声上台后,就把这些断头路都给接通了。
 
*金日成比较怕死,喜欢坐火车来中国,结果,每次来,东北铁路就要重新排班。现在又电脑倒是不怕,以前没电脑,很麻烦的
 
*中国铁路多为单轨,1949年以后才有双轨的。所以在一些山区开车的时候都要很当心,怕火车之间迎面相撞,拐弯的时候很早就要鸣笛了。
 
*中国造公路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抗战了,为军事需要才提上日程的。诸如此类还有化工等等。滇缅公路的修建很不容易,因为当地瘴气围绕(瘴气是什么,老板也说不清啊,赶脚很武侠小说的词啊!),而且要劈山而过。
 

2011年4月11日 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老板的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之近代中国工矿业

2011年4月11日 星期一     晴

       现在的民国企业史研究还是综合性多,具体企业少。做硕士论文的有之,但是博士论文的少,可能是因为怕撑不起来。
       
一、有关自北洋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否有一个清晰的官僚资本的体系或线索?
       杨天石认为,辛亥革命是“共和知识分子”领导的。
       洋务时期,李鸿章没有过多卷入企业经营,而是指派各种人到企业中去;北洋时期多为私人投资企业。故官僚资本的说法值得商榷。国有企业被私人篡夺这点,经济学从产权角度界定资本性质,要么国有要么私人。所以说,涉及到历史事实时,不要外加既定结论,否则研究仅为过去结论的细化而已。我们要用事实提出新看法。
 
二、北洋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技术官僚
     北洋研究现在仍然十分薄弱。近年来天津学者对北洋时期的经济状况开始关注,南开有黎元洪研究中心,安阳有袁世凯研究,其实周学熙才是应该重点关注的对象,因为有“北周南张”的名声。至于黎元洪,他只是摆设,并非关键人物。
       北洋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是“最糟糕”的政府时期,各领域却有很大发展空间,是知识分子最风光时期,公共空间、舆论自由、“市民社会”、党派社团都是最为活跃的。在蒋统一全国后,各领域又相继沉寂了。杜询诚曾经评价过中国近代金融史“一放就乱,一统就死”。故政府对社会控制的这个度要怎么把握,到现在仍然是不好说。又如,清朝新政时期实施“铁路国有”被非议的最厉害,也是间接导致辛亥革命的政策,但是从全球史角度来看,铁路国有并非清政府“专利”,各国政府都是这样做的。张鸣在《摇晃的革命》中曾经评价晚清新政改革的合理性被当时官场消解掉了,政策在执行的时候又走样,而且昙花一现。顾维钧个人最出彩也是在北洋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仅为传声筒,失去了一个职业外交家的互动空间和影响力。北洋方面,近期研究可以看看唐启华的《被遮蔽的北洋修越史》。后来以抗战名义推出的统制政策、舆论控制等都扼杀了很多原先较为活跃的因素。
      说道民国史研究。前几年不去台湾,心里不安;这几年是不看蒋档,则心里没底。蒋档日记也是有局限性的,毕竟并非所有政策都是蒋一个人说了算的,也不是蒋想怎样就怎样的,他有政治性的束缚。
       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进展较快的是经济方面,特别是在1927年到1937年最有建树。不过,做个比喻来说,1927到1937年的经济是开花结果,但是最初这个种子埋在土里都可追溯到北洋时期。这里要强调技术官僚的重要性。这批人在1927~1937年最为活跃。他们都有留美背景。中国留学生第一阶段是洋务时期,学军事和技术,第二阶段是甲午后学法政,第三阶段就是民国初年利用庚款留美学技术。庚子退款是专款专用,过去研究一方面说清廷腐败,一方面又指责美国的庚子退款并非“真心诚意”而是“文化侵略”,怪人家没有把钱退还给清政府。但是既然清政府如此腐败,那么这笔钱还不如作为教育专款。
        最近金冲及的儿子写了篇论文(迟早要发表的)是关于蒋介石在1932年。蒋在1932年时正值低潮时期,他乘此“进修”,邀请知识界有名望的任务来给他上课,这影响了之后的很多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虽然有人说,这些人是装点门面的,但是愿意装点门面也不错啊。
       宋子文受到重用并非完全是因为姻亲关系,而是其专业知识背景受到蒋的赏识。可以参见吴景平老师的《宋子文传》等三本书。宋有点技术官僚的习气,就是倔强不听话,后来被蒋所不喜,故孔祥熙上位得到重用。孔祥熙也不是“土财主”,是有留日背景的,要不然宋霭龄怎么会看上他呢?(都八到哪里去啦~~汗)
        对工矿业来说,资源委员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其主要成员皆为有留美背景的技术官僚。如翁文灏、钱昌照登。这批人在1949年后留在大陆成为经济部门主要顾问。过去,我们不承认有超越党派利益的自有知识分子。其实在这些人看来,任何党派都要服从国家利益,当时中共还在打游击呢,所以不能要求他们对中共有什么好印象。华侨也是爱国不一定爱党。——当然,这是历史阶级的局限性,我们要超越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大家懂得,恩。)
        蒋在九一八之后,认识到中日必战,但他仍希望国际调停,就像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想法。但同时为了准备打仗,才能理解为什么有资源委员会的成立,“陪都”的选择,一开始并非圈定重庆,而是考虑了洛阳、成都等。可见他的确是在准备,做了些实事的。
         技术性官僚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并非看重官员身份,不像有些党棍。所以这批人很多都在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但有些留美的人文社科的知识分子归国后的命运十分可惜。
 
三、西北开发
        九一八之后,虽然中日必战,但开战日不明朗。政府为了应付开战而作预备,如后方保障。此时西北尚待开发,所以有很多考察团去西部考察物产、石油、化工等。抗战时期的内迁,其实有点像毛泽东的大三线小三线。大三线就是四川、甘肃、贵州;小三线就是江西安徽一带。都是要从沿海往内地搬迁,从经济角度来说十分不划算不值得,但是都是出于军事需要,而且都是最高决策者下了决心去做的。但是麻烦之处就在于之后的“返乡”问题。重庆就有“抗战夫人”的现象。(好比《孽债》啊!)
      
四、总体上现在工矿企业研究是比较粗狂的
       工矿业技术水平和水准,在当时世界上到底达到何种程度,这方面很少有研究提及。如水泥的标号问题——水泥技术含量不一样,用途也不一样。单说国产取代进口是不行的,必须更细致的谈到是在什么等级上。
        工矿企业研究还有资金运作问题。尽管现在政府公开收支,但是这个“其他”就很有问题——不宜公开的部分是不是有“三公”?资金运作就牵涉到投资方是谁,如何筹措资金等等。就像现在电视剧,很多都是煤老板的情妇要求,然后煤老板出钱,要求就是女主角是自己情妇,结果这些电视剧都拍得很烂。(老板,你居然还看这些娱乐八卦啊~~~这内牛满面真是好大一碗啊!)所以,在涉及到实际运作时,必须将研究细化,而不能笼而统之,不能政治含义太重,不要动不动就“国家—企业”“国家—社会”,不要把大概念套到小事情上。以小见大不能乱见,有的也见不了。不要用政治史的写法去写工矿业,不是每个企业都被政府盯着。

五、工业地理分布
       林刚认为考察中国工业地理分布要考虑到民众接受度和国情。如面粉业,本应成为全面开发的行业,突破沿海沿江的发展,因为作为原料的小麦原产地并非在沿海沿江,而且消费群体也不在沿海沿江。但是又因为中国民众接受度、贫穷以及运输成本等问题才使得机制面粉工业难以推开。林刚本人推崇费孝通的乡村工业道路,被看成是“民粹”——他对农民有敬意。
      有人提到中国的工业化是因为农民离不开农村,这是不对的。想当然不能解决问题。曹景清和林刚的研究都是他们本人对研究对象有热情有感情,才会做的好。
      外资之所以不去原料产地而固守上海,就是觉得风险大,更不要说华资了。上海橡胶业不是依靠轮胎和篮球打响市场的,而是依靠跑鞋和雨鞋,主要是大中华橡胶厂。这就是农业国需求决定了工业市场的需求。因为其低端而给其脱颖而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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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整理了今天上课的内容。我越发觉得,有些观点,我和老板是同样的看法,例如说道曹景清和林刚的研究,不一定要赞成他们的观点,或者说他们的研究肯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就像老板说的,你能感受到他们研究的真诚和感情。虽然,像老板这种没出过国的“土鳖”,有时候知识体系难免会落伍点,但是至少我还是喜欢这种把研究做“实”,而不是去套一个个概念。

2011年3月21日 日子过得去就缺乏奋斗精神——老板的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之手工业

2011年3月21日 星期一    

        尽管上海是全国工业重心,但是1949年中共接管城市时所作的清点资料表明,80%的上海工厂都是工场作坊,即手工业。一般来说,“工厂”要30人以上,且具备机器动力生产才算是“工厂”。
     碑刻资料对手工业史研究非常重要,如彭泽益、唐力行、许檀等。。通史类著作有 魏明孔的《中国手工业通史》,还可以参看彭南生的《中间经济》。林刚通过对苏南棉纺业研究提出了“三元经济论”(谁知道这本书在豆瓣上有没有啊?),其中提到机纱取代土纱,农民从土纱织布改为机纱织布。王翔利用苏州档案馆档案研究苏州丝织业。从“包买制”在苏南手工业中的存在看出个体小农在介入市场经济时所要遭遇的阻碍。
        传统手工业研究多注意明清时期,这方面可参看南京大学的范金民教授的研究。由于手工业变化不大,往往由历史延续,故研究近代手工业史时应与古代史研究互相参考。
        中国大多数工业并不完全都是用机器生产的。如自贡井盐业,其机器生产的流程仅限于抽盐卤。茶叶、棉花也也都是手工挑选,从成本上来讲,手工便宜,机器贵(中国的环境)。又如,火柴厂也是,只有剖木头这个环节是用机器的。
       关于手工业中的棉纺业,不得不提到张謇的大生集团,尤其是纱厂的研究。南通现在极力挖掘这部分资料,南通档案馆内部发行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而不是通过书店做公开出版。
       工业品对手工业品的冲击,如佛山冶铁业以铁钉、铁针闻名全国,当地还有祖师庙,铁铸塑像。但是在近代也抵挡不住外商入侵。又如芜湖过去也是冶铁业重镇,但是在洋钉入侵后,现在只有作为工艺品的铁画保留下来。外国商品大举入侵一般都是日常生活用品。
        洋货的入侵还导致部分行业放弃本业生产的某个环节,例如土纱到洋纱的转变。林刚在研究时忽略了上海近郊棉纺业的衰落对苏南棉纺业发展的影响。正是因为上海近郊农民选择了盈利较高的制袜业等,棉纺业发生梯度转移,上海腾出了市场空间,使得苏南棉纺业得以发展。后来,安徽手工业者进入上海从事改良布行业,上海人不做的事情他们愿意做,吃得起苦,运作成本低于苏南同业。
       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本国手工业品的冲击也不能完全夸大。如缫丝业过去只面向国内市场,生产有限,后来打开国际市场后,因与出口相关,市场反而扩大。
       关于国内商业流量的统计,其实可以参看邮局方面的资料。邮局作为民国年间商业交易不可或缺的环节,应该受到重视。
       中国经济史上很少涉及技术改进对工业发展的影响,事实上凡在技术上固步自封的行业都将衰落。可关注近代科技史,如路甬祥,以及徐鼎新的相关论著。

        关于近代手工业史研究要注意地区差别,如东部沿海与西部差异。外资对中国手工业冲击的区域化很明显。各地情况也各不相同。此外,各地特色手工业也缺乏研究,如桐油在中国土特产出口中占很大部分。又如,江南桑蚕丝与北方柞蚕丝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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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业史研究应多关注内部核算和运作
  •     当初唐力行搞碑刻研究的时候,都是派学生去趴在地上把野草扒开然后拓片的。。。——想到张学锋老师。。。
  • 老板说,有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去就会缺乏奋斗精神——果然很有道理啊!

2011年3月7日 口岸·国别与商品——老板的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之对外贸易

2011年3月7日 星期一     多云

自从搬家导致我以前本科辛辛苦苦记得笔记遗失之后,我就在想着把自己手头还保留的读研期间的笔记做个整理,电子化,尤其是将笔记分享给更多的人。

就先从我老板的课开始吧,这学期虽然学分是修满了,但是老板的课还是想继续去上的。这门课名字叫“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我老板上课的风格就是以介绍为主的,比较传统的上课,没有多媒体。。。(你怎么可以要求一个最近才有电子邮件的老师用多媒体捏?!。。。)他讲完以后会问下我们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就下课,一般这个课也就上一个多小时。

虽然,老板的研究和教学看起来都还蛮陈旧的,不过我倒是觉得对于他这种不用电脑的人来说,其实已经很与时俱进了。至少,不会上网搜集最新研究成果的他还保持着每周去资料室翻看学术杂志来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所以,真的不能用高科技什么的来要求他。

我自己对老板的课的体会就是比较适合研究生入门及对对近代经济史大体上的把握(老板更多的是从经济切入,社会只是用来分析的一个角度或者工具吧?我自己觉得哈,其实社会经济干嘛分要分开来呢,本来经济就是在社会中发生的)。其实之前我已经上过他的晚清史和近代史专题了,很多观点他都再三重复过了,所以听起来难免有点老调重弹。不过,好在这门课相对于“晚清史”和“近代史专题”而言,重复率已经小很多了。

以下为上课笔记,经过我自己的概括加工和整理,文责由我承担,有些可能会引起学界纠纷的话,我可能会删去:

先介绍已有研究成果。一般来说,资料上有《中国近代经济资料丛刊》、海关资料——包括海关统计资料、十年报告和外交领事报告以及地方志。《中国近代经济资料丛刊》那套其实质量相当不错,成书的背景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帮国统区的学者可能被延安那帮出来的人BS,觉得自己不够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就窝起来搞点资料编辑的活。因为这样也比较安全。(新中国学术史啊~~)领头编书的是严中平。这帮人本来在民国时期,学术就非常之好了,个么学术素养这么好的学者出来编资料集和现在出来编资料集的那是不好比的啊。其中,姚贤镐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这套书貌似没有ISBN号,所以豆瓣上都不能添加的,有谁知道ISBN号的通知我一声)选材精审,但是也被后人诟病太过主观。

近期,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将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两种商品作比较,这种研究视角非常好。*本人对此书的看法只是觉得视角新颖,但颇有点旧瓶装新酒的感觉。

还可以关注南开指数,由于南开经济史偏经济学方面,重计量统计,也是全国重点学科,故可以关注相关学者,如王玉茹刘佛丁张清

国外学者对中外贸易的研究,要首推费正清。可以看一下《中国的世界秩序》。费氏被人诟病的“冲击—反应”模式其实不是本人提出的,而是后人的总结,而且离开了外部冲击是很难理解中国近代史的。滨下武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也值得一阅。

       由于《大分流》引起了的学术争议。相关研究可以参看杜徇诚在《史林》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以及全汉升“从白银流动看中外贸易”。樊树志教授是赞同彭慕兰的。此外,关于白银流入和社会变迁可以看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的论文“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18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此文从中国西南少数地区妇女的银饰出发,论述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积淀在终端,最终以饰品形式呈现财富。(这篇文章相当神奇啊~~改天一定好好看看)

一、通商口岸  (囧。。。刚开始讲正题啊~~不是我的错啊~~)

     五口通商以后,外国人也在探讨哪个口岸对他们本国在华势力更有利。发展到后来就有舟山定海之于英国。中国政府一开始对通商口岸的惧怕逐渐转变为诶接受,甲午以后,中国政府认为与其“被开放”,不如主动开放,故有了自开商埠可以参看杨天宏对济南的研究,以及南京大学李玉的《长沙近代化的启动》。

      现有研究仍将关注点放在沿海口岸,对边疆通商口岸研究还比较薄弱。如内蒙、新疆等地海关。边疆口岸研究即使在当代也很有现实意义,如珲春的区位优势,是可通俄、朝韩和日本。港口—腹地的辐射是“点—线”关系,说道“面”的影响则要慎重,所以沿海口岸的贸易对内陆到底影响多深需要仔细甄别。例如新疆对俄、中东的出口就不需要经过上海。

二、 贸易国家的变化

        主要谈论的是国内统一市场问题。这个问题其实牵涉到近代各国在华势力的形成以及贸易圈的形成。学界争论的焦点是是否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王方中就认为与其说是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还不如说是近代国内市场的分化。由于近代中国被不同国家经济渗透,如西南受法国影响,云南市场上通行货币为法郎;新疆市场受到俄国影响;东北市场则受到俄国和日本影响。但是学界不长进啊,这么重要的问题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又,因为中英贸易比重较大,所以中外贸易研究一般多是中英贸易,所以才会有“东南互保”的产生,因为长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其实中日经济关系研究还比较薄弱,这与历史现实是不符合的。因为日在华经济卷入很深,上海就有大量的日本纱厂,才会发生“顾正红事件”。近年来略有改观,上外教授曾撰写《近代上海的日资企业》,此外还有熊月之团队的侨民研究。

      说道外国资本对社会的影响争议很大。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的“折中论”由于过于圆滑而两面不讨好。

三 、贸易商品

      以往观点认为“外国工业品的输入与中国农副产品的输出”。但这并没有考虑到商品是不可能长盛不衰的,尤其是有国际市场竞争的因素存在。

        说道“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如农机化肥的进口在贸易中连1%都不到,不符合中国国情,照理说,中国是农业大国,对农机化肥的需求应该是很大的。但是中国农民太穷,地主又不想买,(人力丰富,而机器要维修,成本没有人力低),导致没有市场。

     外国工业品要受欢迎,有两个要素:一是中国手工无法替代,机器生产的优势突出。二是有广大市场空间和需求。所以占据主流的洋货就有洋纱。织布或许可通过日夜劳动赶上机器或相对缩小差距,但是纺纱则无法相比。农民把棉花卖掉换回洋纱再织成布,就有了被称为“改良布”的洋布。洋布优点是轻薄,但这不符合劳动者的要求,反而是洋布做的徒步受到欢迎。可参看顾琳对高阳土布业的研究。所以,洋布碰壁,洋纱畅销,导致外人在华开场就地取材,引种美棉做技术改良,以适应机器生产需要。因为本地棉花棉朵小而且断头多,不利于纺纱。同理可见烟叶和蚕丝的改良。有人称此为“种子革命”,外人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最终为中国社会间接带来了好处。

        又如洋油。又称为煤油、火油,故有“火轮船”和“小火轮”之称。洋油并不像现在用于动力,当时多用于照明,可见中国工业化微乎其微。洋油进入地方社会后,长驱直入,没有什么可抵挡。本来传统植物油其光亮度就有限,农民也舍不得用。洋油除了自身优势外,外国公司的营销手段也推波助澜——买油送灯(美孚灯)的策略,而且装油的铁通多位铁皮,就像现在农民工春运时候的油漆桶,非常实用。所以,洋油销路就非常好。*这方面研究,我记得冯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论述过,就是将民国时期,即使普通的中国农村的农民也会有一两样洋货。

        外商来华后,优势都体现在经济上。中国三大传统对外贸易商品结局都非常不好。先说瓷器,由于过去研究都把皇家御窑所出认为是华瓷主流,现在对景德镇的研究表明,精美的瓷器都是皇室御用,不能流通于民间的。民窑所出的民间用瓷都非常粗笨,所以民窑都去检官窑的碎片。我们不能将中国手工业的辉煌看成是大多数人都享用的。这里需要 有一个政治意识:中国传统社会作为专制社会,少数人的吃喝不能代表全民用品。就像现在茅台也是特供的。再说茶叶,由于受到印度茶叶的挑战而逐渐衰弱,而且自身还会发生掺假的行为——上海滩上有个行业就是用柳树叶作假后掺在茶叶里。中国棉花则会有掺水情形,麦子里则会掺土块。*中国孩子伤不起啊~!!!原来“造假”就是一项源远流长的活啊~~不过以前造假至少不会像现在有很严重的后果吧。。我那个牛奶业,过去就是掺水抽脂,说白了,就是变成“脱脂牛奶”。。。。要么。。顶多是牛奶里有只苍蝇啥的。。。至少比起三聚氰胺还是可见的。。。

         中国占优势产品走下坡路是 和商品质量有很大关系,并不像过去从民族情感出发认为的那样是帝国主义的打压。资本家眼中,在常时态下,往往选择利润最大化,除非遇到政治运动,如抵货等。又如蚕丝制成的真丝服装,因为其不挺括、不服帖、不耐穿的因素,后来被人造丝取代。中国 的丝织品业因循守旧,不改良技术,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日本后来居上,用人造丝打败中国,解决价格高不耐穿的问题。

=============不知道应该怎么归类的疑似八卦分割线==============

  • 朱荫贵老师《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有点模仿汪先生的嫌疑。朱老师还喜欢问学生“你的研究究竟说明什么问题”
  • 谭其骧先生说,“不管以后人家怎么做都绕不过你的研究”
  • 汪敬虞先生在50年代写严中平主编的那套书的时候,曾来上海,集中系统地看《北华捷报》(妈呀!我真是佩服他啊!!那可是英文的啊!!),所以讲话底气就不一样了。以老板为例,因为有段时间集中看地方志,故对地方志经济把握得比较好,但外贸方面不行。
  • 现在有些博士论文,资料选择太过随意,地区跨度大,可信度不高,主干资料不明确。
  • 关于前文提到的洋油、洋纱,据说都是老板插队的时候经历过和亲眼看到的。老板还曾经亲口承认,他养过猪。。。。囧
  • 关于最近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那个,老板说,其实就是不给小孩子钱,让乞讨没有市场。这么做有点残忍,是釜底抽薪的行为。(老板你都说到哪里去啦~~)
  • 关于自开商埠失败的,如吴淞。因为当时日本人盯住吴淞,两江总督刘坤一(他当时是两江总督吧?)就抢在日本人前面,上奏朝廷,请开商埠,日本人拼不过英美,又不想太过惹闹清廷,就跑到苏州河那里弄了个日租界(后来都被并成公共租界了)。吴淞自开商埠时,政府本想出面拍卖官地,但土地始终“炒不高”,因为离上海太近了,结果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