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8日 星期日     晴

            企业史方面,可以参考朱荫贵《近代中国的股份制企业》;张忠民《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企业》。上海经济所以企业史研究为重,有丁日初、沈祖炜《近代中国企业制度与发展》;张忠民《近代中国的公司制度》;徐新吾侧重行业史方面研究,学问扎实,曾做过考订工作,例如新政期间有法令:投资多少可补一个官位(捐官),因此投资的企业中有人作假,如祝大椿。后来的学者将这些虚假企业也算在内,但徐新吾就通过考订认为祝大椿的几百多万的投资时虚假的。
        汪敬虞在指导杜恂诚的博士论文时,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企业名录,是对汪敬虞论著的考订,汪敬虞非常欣赏他也时常夸奖他。
      
        现在对政府机关研究比较重视。新政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洋务则是一部分人意志的体现。可参考华中师大苏全有的《清末邮传部研究》,还有《晚清学部研究》,茅海建的一个学生写了总理衙门章京研究,也不错(可能是学位论文,还没出版)。海外研究将重点放在洋务,特别是政治。例如《中国早期工业化》、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港台方面有“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我忍不住要吐槽下,为嘛无论是图书馆还是资料室,我都找不到那本上海的研究啊!!)
        现在的洋务运动研究都缺乏个人特色,如左宗棠的兰州政译厂、丁宝桢(山东巡抚)创办的山东机器局,还曾办理过黄河改道。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中对这些地方督抚给予肯定。丁宝桢后来调往四川,又创办了四川机器局。贵州的铁厂其实要早于汉冶萍。但是这些官员所办的事情最后的“人亡政息”了。张之洞长期担任湖广总督,所以才有今日的武汉。广州虽开风气之先,但是工业上比不上武汉。
    
        传统研究中强调官员/官方对商人的压榨,这是一种政治化的思考。官督商办作为一种制度的存在,不能完全否定,因为其实这在当时是一种“双赢”。如果某一方觉得吃亏的话,是要打破平衡的。商人脱离政府关于帮助的话,在当时是很难办企业的。不能脱离社会环境来谈企业史。如,外资对民间资本打压这种论调,但是,本国企业还是要聚集在沿海城市,“大树底下好乘凉”——穆藕初就不信邪,到郑州办棉纺厂,因为河南是棉花产地,郑州交通便利,但没有考虑到企业经营的社会环境。郑州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古战争频发,是凶险之地,结果他的生意血本无归。
        又如,南通交通不便,又相对边缘。张謇因为是清末状元的关系,在当地可以凌驾于官府之上,其弟主办苏北盐垦——这种事情不是“土皇帝”怎么能搞定呢?中国有两种地——官地或私地,盐垦就是圈地,圈的地本是官地,因为主办者身份特殊而被官府默认。张謇是刘坤一举荐的,没有刘坤一就没有张謇,因为刘是因为武功得官,故想通过与张謇的交往来弥补,两者可以说是互相利用。张謇又得到张之洞的帮助。所以说,研究这些人或事的时候要关注从事各种活动的人和人脉。像刘鸿生就是做开滦煤矿跑街(推销)出身的,后来成为“老江湖”“人精”。
 
           侨资方面研究还是很薄弱的,其实过去许多所谓的“外资”是侨资。林金枝老师(男,特别声明)就是研究华侨在国内企业的,还曾编过资料,原计划是三套,到目前为止,这方面还无人超越。轮船招商局就有华侨资本,四大公司老板都是香山人,且为侨资,可看《中国百货业先驱》。
       侨资青睐国内,不只是爱国(爱国是一种表象),他在国外不受重视,将西方经营理念搬到中国,所以成为一种“创新”。侨资不是将所有投资都放在国内的,例如1949年后的撤资现象。
       
 
=====================本人的闲言碎语=======================
  • *其实我发现。。。。。我老板喜欢杜恂诚哎。。。。他对他表扬那么多次!!肯定有问题啊!!!!
  • *什么我记得丁宝桢和宫保鸡丁有关。。。。还是我记忆误差了。。。知道的同学给我普及一下。。谢谢
  • *于南通那番话,有崇拜张謇的,有南通人的,麻烦你看到以后不要情绪激动哦。。。我老板在南通市不敢讲这种话的,怕自讨没趣。。。
  • *张謇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人脉是多么滴重要啊!!!
  • 刘鸿生的例子告诉我们——做SALES也能成功的!
  • 林金枝老师多次被误认为是女士。。。老板还曾经纠正过某学者对林老师的“误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