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8日 星期一    
一、关于资本主义萌芽
     *这是个多么老掉牙的问题啊*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无资本主义萌芽。李伯重在《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一书中完全否定吴承明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线索。其实,吴承明本人在李伯重对其提出批评前就已经不再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了,而是改用“市场经济”。海外学术术语是否和中国国情合拍。如“市民社会”这个词就非常不符合中国国情。由此延伸,博士论题选一个“平实”的,少用引申意或容易引起歧义的。
 
二、官僚资本是一个政治概念
        这个概念是出于“革命需要”,为了反蒋,为了政权合法性。1978年后,有人提出了问题。官僚资本从资本的产权角度来说,还是国家资本。课参见李少兵的综述,“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四大家族研究”。近年来的腐败使学界对90年代一致认为无官僚资本的论断产生了新的看法,如杜询诚(老师是丁日初——对许多学术名词有贡献,如不适用资产阶级而是资本家阶级,有一定家产才能算是“资本家”,过去的资产阶级太泛化。辛亥革命就没有资本家参与,故,台湾,从80年代以来就和章开沅争论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杜恂诚认为在中国环境中要界定清晰的产权是比较困难的,“官本位”状态下,政治透明度不高,社会中很难说企业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
  
三、外资企业
        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最薄弱的。大陆方面较早研究的学者有吴承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近来区域研究中也关注这方面,如庄维民《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   ,许金生《近代上海日资工业史》,王重芳《洋商史 1843—1956,该作者是地方志办公室的,是对外贸方面的;美国雷麦《外人在华投资》,高家龙《大公司与关系网》。
      外资企业技术性问题,例如译名、地名、人名企业名等,要尽量用工具书。
      汪敬虞认为对苏伊士运河通航和中欧电报线开通对当时在华外资企业发展带来极大推动。
       外企企业“回流”问题。如其昌轮船公司退出长江航运竞争,其实和当时由于美国西部开放,利润超过中国,公司撤资将生意移往美国的关系。随着盛档公布后,这个问题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所以说,不要把企业活动政治化。近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要有世界眼光,如外汇比价问题,特别是银钱比价问题。外资企业与母国关系值得关注。
        日资企业在华投资地域主要集中在上海、青岛、东北;英国集中在长江;俄国集中在北满和新疆;法国集中在西南,德国集中在山东半岛。外资对中国城市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例如上海的杨浦发电厂和水厂。
 
       上档的外资企业档案是不开放的。(我胸闷啊!!)
       杜恂诚在某博士答辩时,问:本土化企业应该更成功啊?结果该学生被问倒。所以,不能太强调英美烟公司的本土化。
       吴承明将外资纳入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统计中。——*所以说,之后再用到相关统计的时候,应该要当心着点。尤其不能以此来论断当时企业发展状况。
 
 
++++++++++++疑似八卦非常发散不知道怎么定位的唠唠叨叨++++++++++
  • 学术论文的概念界定是非常重要的
  • 在万不得已,无其他资料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将非常不学术的有点地方志的著作作为资料线索和学术概貌。
  • 看档案要做一定的功课。不要毫无准备的去。
  •  刘鸿生企业投资面广,“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
  • 学位论文最怕的是写出来以后“可有可无”。
  • 汪熙先生曾经转过好几个系,在美国是学银行学的。
  • 胡绳本来想从五四一直写到新中国,结果到死都没写成,后来是助手们(丁伟志等人)根据谈话录做了本书就是《胡绳论五四到新中国》,谈到了中间派和国共合作。
  • 某党习惯用语“一两百年”
  • 张忠礼50年代回国后不受重用,翻译了英美烟公司资料——如果他继续不受重用的话,是不是可以多翻一点资料呢~~我又YY了~~
  •  吴承明在写作“资本主义萌芽” 的时候,身份是国家干部,授命而作,正好主持了一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