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四月, 2010

子宫家庭

Margery Wolf根据台湾的田野调查所撰写的“Uterine Families and the Women’s Community”提出了“子宫家庭”(也有不少文献译为“阴性家庭”,我倒是觉得译成子宫家庭挺抓人眼球的)这个概念。主要是指在父权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情况下,母亲通过生育孩子使得娃们对母亲的奉献有认同感,并且产生了一个“女人的社会”。

作为一种“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隐而不显的社会组织,男子在子宫家庭这个组织中是一个模棱两可、较为边缘化的角色;这个组织中更多的活动和表现依靠家庭中的女性成员的互动。媳妇对婆婆的认可,女儿对母亲的认同和学习、婆婆对媳妇的控制。。。请参考部分女性剧,应该会看到很多精彩的“互斗”,所以说,子宫家庭中存在着最高的权力地位,那就是——“多年媳妇熬成婆”啊~!

女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角色并不总是被父权所压迫的“可怜虫”。在这个研究中,女子可以通过她们的”小社区“——其实就是一起做菜烧饭,打水洗衣时的闲聊对男子的某些行为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作者强调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积极主动的一面,她们在男权社会内部的改革,不但提升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可以部分挑战男性的权威。

然而,这种改革毕竟不是“革命”,不是要挑战男权统治的合法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加强了男权的统治。例如,女人只有生了儿子才能在家中获得一定的地位,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可以想象她在这个家庭中是多么的不待见(大多数情况而言)。再者,看到网上一个BLOG的作者指出,在传统社会中,正妻的地位是很高的,妾生子往往会被他的父亲或者家长交给正妻抚养,同样的情况还可以参考后宫类小说中皇后抚养妃子的儿子,那么这种情况下,作为两个母亲的儿子的认同感就会产生问题,他可能出于实际利益和双赢的考量而选择养母这一边吧。

阿凡达与人类学

前两周纳日老师讲课的时候,说道Conformity and Conflict里第三章“Ecology and Subsisitence”,有同学就说起了阿凡达
 
根据纳日老师所言,生态学的核心是“共生”。纳美族的世界很有点原始人类的感觉,对自然的崇拜,和自然的共生状态。人类学家Richard Borshay Lee对南非国家博茨瓦纳的Bushemen !Kung的调查显示,这些边缘少数民族并不像现代人以为的那样过着艰难漂泊的日子, 他们不但对自己的日子很满足,而且幸福指数还高于有些发达国家。萨林斯说其实部分原始人类以前生活在一个“原初丰裕社会”,农业之前的人类生存并不一定是“糊口经济”。物质的丰裕并不一定能带来满足,反而时常产生更多的不满足感,商品世界的真理就是刺激消费者产生更多的购买欲去消费。
 
那位提到阿凡达的同学其实更想说明的是,自然资源不仅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也同时满足社会结构需要。在Jared Diamond(貌似这个人就是写《枪炮、病菌与钢铁》的那个作者)对复活节岛的描述(此文最初发表在Discover杂志上)中,复活节岛生态的破坏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类似热水煮青蛙那样缓慢的渐进,直到整个生态被破坏殆尽。在这个过程中,难道当时的人类就没有一丁点的发现吗?那位同学认为,即使他们发现了,但是社会也无法调整对环境的态度。如同,古代中国的皇宫由于建筑需要而砍伐周围的森林,虽然他们也看到森林面积在减少,动植物被破坏,但是出于修建皇宫的需要,还是不得不那么做,这就是社会结构的需要。
 
人类和自然能否共生共存,我觉得就现在这个社会结构来说,的确难以做到。纳美族的世界不过就是人类自我对过往的美好想象罢了。

其实吧~我觉得这是两本书

我觉得吧,其实这本书有两条叙述主线。首先是“卫生”话语的生产,或者说就是语言/知识考古,见第一、四、五章——基本上就是有点类似思想史的做法吧,对概念的解读、比较等等,不涉及具体的事件和案例;另外一条就是“从地方史出发解释个案和研究的意义和文中所使用的学术概念”。我很难将这个研究看成是一个完整的论述,总觉得有些支离破碎。 不过,就我个人感受而言,作者到底还是从概念出发来理解地方社会,地方史只不过是作者用于验证理论概念的角度的案例而已,还是有选择性的。作者既要突出话语知识,又要突出地方经验,让我觉得有些过程和细节没有表现出来。我认为,地方史研究的成功应该是通过细节的描述揭示历史的复杂性。虽然作者也在最后一章通过共和国初期贫民卫生体验来表现共产党主流史学叙述外的历史真实,然而,作者也忽视了第七章中日租界保净科和中国挑粪夫利益之争背后更复杂的一面(P.228)。谁代表了这些挑粪夫和日租界当局谈判?也许是限于资料有限,我们无法看到这个谈判的过程。同样,在作者论述济安自来水公司时,只是提到造成的冲突,却没有重点阐述。虽然结论中叶说明天津“奇特殖民政府的复杂性”,但是读者所看到的只是浮光掠影,一笔带过,非常得笼统。如果作者能抓住卫生导致的政治冲突作为重点描述的话,应该会比顾德曼对四明公所事件的研究更为有趣,毕竟天津有八个租界,彼此之间的矛盾恐怕要比上海的法租界和华人之间的矛盾更为引人注目。在对卫生广告的研究中,我觉得广告文本是否太少了?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靠? 翻译问题: 学术著作有时候读原文比读译本要更好得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研究的奥妙。 例如就话语研究方面而言,作者很聪明的绕过了“养生”这个概念,没有过多纠缠在它和“卫生”的区别上,而是在一些零散的论述中稍微涉及了一下(可参见P.49)。然而,译者在第一章中通篇的“卫生”怎么读怎么别扭,结果,果然,在结论里发现,作者要阐述的就是20世纪前的“卫生”就等于“养生”。如果读者是一个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完全没有背景的人,那么他倒不会有我上述这些感受了。而且,就我个人体会而言,中文中的“养生”更接近“长寿”而不是“保卫生命”(如果长寿可以理解为“活得更长”进而等于“保卫生命”的话,也许也可以吧)。 再者,我觉得读者要仔细体会作者在使用“卫生”(weisheng)和“卫生的现代性”(hygienic modernity)时的细微的差别,看译本是无法体会的。我觉得在使用“weisheng”时更多倾向或指向中国色彩,而“hyginic modernity”则更倾向西方学术体共享某些默认前提。 译文不够精准的地方不少,如没有根据上下文或者文献资料将具体人名注释说明(P.15)、第265页的“美国厕所”也许译成“美国马桶”或者“洁具”会更好、第259和第250页可能是打字错误,校对也没发现。当然,不能过于苛责译者。不过,我觉得如果能将作者的“致谢”完整得翻译出来的话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研究的背景。如为什么选择了天津,据我个人猜测是和作者的研究基金有很大关系(虽然作者解释是因为天津殖民地很多);又如,为什么作者能加入日本史的研究,也许是受了作为日本史研究者的丈夫的影响。学术著作的写作绝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而不受他人影响,关键是怎么利用和消化。 整体而言,我觉得文化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很深,因为作者试图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他者来理解卫生对中国人的意义。但是,就像豆瓣上有些同学所言,这个研究真算不得“耳目一新”,卫生促使国家权力的扩张这种论述在研究建国初期的论文中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至少在这本书出版的2004年之前就有相关的中文论文已经发表了,CNKI上应该可以找出一些来。倒是将翻译史研究和地方史研究算是比较新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却并没有让整个研究看起来完整一体,反而时常觉得像是在读两本书。而且作者一再强调的“现代性”从全文来看,就是“民族国家”啊~~

狼山没有狼

春天的桃花真漂亮啊

阅读文献 发现问题

终于把某老师给我的某篇猛击进入)英语论文给看完了。。。效率太低了。。。每天看英语只能保证两小时的有效时间。。。啊。。。我好恨自己啊~!以后决定把看英语文献的时间放在起床后的2~3个小时内,貌似效率高点。

由于众所周知(好吧,还不至于是公开的秘密),我可能会研究牛奶。而且本系传统是博一下半学期要开题,所以,最近都处于焦躁不安中。。。要开始好好准备了呀~~~我的题目啊!

这篇文章总体来说是讨论了1908~1916年芝加哥将巴氏消毒技术确立为卫生制度过程中及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作者是想要通过这个案例来说明政策创新会被现行的制度所约束,在本文中,作为当时“先进技术”的巴氏消毒在进入芝加哥时,遭遇了已有的牛奶管理制度方面的抵制。这种抵制,不仅仅是因为某些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还因为当地官员的某种“惰性”——对新技术的不了解固然有之,但在文中似乎作者更强调这些官员过度偏爱旧有的牛奶管理制度——卫生监督员的记分卡;而且当地立法机构对洲的某项立法有否决权,故此项技术最初在芝加哥遭到了极大的挫折;之后在国家卫生部门介入的情况下才成为强制执行的卫生管理制度。不过即使新技术依靠国家的力量确认了自己在制度中的合法性,但是旧有的制度仍旧存在,并不是马上就消失的,这就造成“制度叠加”或者说“制度嫁接”(好多专有名词术语啊,institutional layering/institutional grafting)

我个人比较赞同作者评述以往文献时的一个观点。我将之总结为“历史必然论”。记得以前老板上课的时候在讨论到慈禧的问题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今日之人爱用今日之眼光看旧有之问题。然,这是一种“本末倒置”——巴氏消毒固然被今天的我们承认是一种“先进的”、“高科技的”(相对当时而言)技术手段,但是是不是这项技术一引进就被人们毫无保留的所接受了呢?我们忽视了当时的人的看法,忽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忽视从他们的立场去理解这件事的意义(好主位啊~!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啊!)

好的未必是适合的,即使是适合的,也要考虑到整体的环境,如当日的政治文化、集体心态等等。这些过程才是历史细节的魅力所在。如果将某种历史现象看成是一种必然,那么我们就忽视了历史的偶然性,忽视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在这点上,我想到了先前看的黄金麟的书,话语分析作为主要的分析手段,是不是太过强调“建构”的必然结果,而忽视了处于复杂历史环境中人类行动的不确定性呢?

不过,我也困惑于像茅海建那样的“历史环境决定论”,容易导致一种悲观消极的感觉啊。

我觉得之后如果能往制度史上靠的话,更愿意去挖掘那些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这才是我们历史学家的优势所在。像作者那样,通过阅读当时报刊、州卫生部门的会议记录、年会报告和各种档案文献,从细节细微处找到问题所在,这就是我们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