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人类学研究中,学者比较倾向研究那种可以被诸如领土、语言或者文化明确界定的特殊群体,例如本文中的努尔人(Nuer)。然而,这些早期研究都将被研究的群体置于一个相对封闭和静止的桃花源中;本文作者Dianna Shandy则关注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努尔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特别是当他们作为难民移居到美国以后,对于陌生的新环境,他们是如何适应的?

        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其中日渐受到关注的是被称为难民的群体。为了帮助这群有家归不得的人们,联合国曾在1950年代建立了United Natio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简写为“UNHCR”,即联合国难民署”),其主要是目的是为了解决难民问题,主要手段包括帮助难民返回家园、提供政治避难、建立难民所以及在第三国重新安置生活等等。许多国家每年接受一定数额的难民,这些国家多数是发达国家。因此,有些并不具备难民资格的人也以难民为借口,申请出国定居。作者介绍了一位从小生活在苏丹小村子的年轻人Thok Ding的经历。Thok的村子在80年代被武装破坏,导致他不得不和他的家人搬迁到埃塞俄比亚的难民营中生活。在此之后,他得知可以被作为难民引渡到美国生活,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以前所受的教育成功得到了去美国生活的机会。入境以后,他在志工的帮忙下,填写相关表格、安顿住处以及寻找工作。对难民来说,找到工作就意味着能将家庭成员接过来一起生活。他们并不会一直停留在某地,他们也不仅仅死守自己以往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的今天,难民们可以通过西联汇款公司(Western Union  )往家乡寄钱这样的方式来支撑家庭。过去人类学家要去遥远的远方才能接触到研究对象,而现在,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他们可以选择做志工这样的方式来观察近在身边的研究对象。像Thok Ding这样的难民也可以通过难民这样的特殊身份进入发达国家,从而转变为新的美国人。

     从难民到新美国人的身份转换取决于努尔人自己的想要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以及政府官员的帮助。不过,难民毕竟是美国社会的少数群体,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占主导的美国社会中,弱势文化群体面临是的被强势文化集体同化的命运,甚至最糟糕的情况是他们不被主流社会接受,而始终处于边缘位置。

     上海在1949年前作为远东第一都市,也接受过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群体,包括自愿或不自愿的难民群体。诸如“二月革命”后流亡的白俄贵族、受到法西斯迫害的犹太难民及战后滞留中国的日本遗孤。当然,人数最多的还是那些因大小战争而涌入租界寻求避难的各省市难民。但是,在今天的历史书写中,往往更多得是突出强势文化者的贡献。这其中,不乏由于国际政治需要(如特别突出上海对犹太难民的保护),更多的还是对弱势群体的疏忽。例如,在上海的移民群体中,“苏北人”特别受到歧视和敌意,韩起澜(Emily Honig)对苏北人的研究(《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告诉我们“籍贯”在上海人眼里不单单是族群的概念,也是阶级的划分。所以,我更为感兴趣的是,当“努尔人”从难民转换为一种族群概念时,普通美国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呢?